北京·牟晓林

青花瓷上的西洋人物图像

明清两代，景德镇产青花瓷步入昌盛时期。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废除海禁政策，以青花瓷为主要品种的外销瓷大量销往海外，为适应西方人审美需求的西洋图像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外销的青花瓷上。订制瓷器早在16世纪早期就已经出现，不过当时还只是为了满足少数葡萄牙皇室贵族或泛海东来的商人、传教士的具体要求而制作，数量有限。荷兰人的到来使这一行为更加普遍化。

中国瓷器的输出，有清政府对各国外交使节的“赐赠”和对外贸易两种途径。一般来说，赐赠出国的瓷器都是官窑瓷，而贸易输出的多是民窑器。明中期以后，民窑青花瓷的烧造数量已大大超过了官窑瓷，以致有人评说“最好的青花瓷器不是为皇帝制作，而是为私人买家和贸易者而制作”。外销瓷以民窑烧制为主要生产途径，更利于外商提供画样，便于烧造适应外销需要的青花瓷样式。清《景德镇陶录》载称：“洋器，专售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多粤东人，贩去与鬼子互市，式样奇巧，岁无定样。”在大量的外销瓷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景德镇民窑按照海外订单特地生产的，产品的种类、造型、装饰根据欧洲市场的不同需要而特制。包括西洋人物在内的各式西洋装饰图像被应用到青花瓷的装饰上，成为这一时期广受欧洲人欢迎的装饰题材。

西方市场的急剧扩大刺激了中国瓷器的外销，输入欧洲的产品数量激增，一定程度上改变了18世纪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17世纪，中国外销瓷在欧洲被视为奢侈品、收藏品和珍贵器皿，随着18世纪中西瓷器贸易的蓬勃发展，瓷器不但成为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必用品，而且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庭，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外销青花瓷器上的西洋人物图像因之更加丰富，出现了以田园风情画为画稿的风景人物图像。

1998年至1999年间，有关部门发掘了越南金瓯省海域的金瓯沉船，出水的清雍正景德镇窑青花欧洲山水人物纹套盘，盘口直径从20.5～29.2厘米不等，有5种尺寸。5只套盘装饰图案一致，盘的边沿装饰水波纹，盘中心主体位置描绘18世纪出岛(Deshima)渔村的风景，沙滩上一男子牵着一头黄牛，其他两人似在散步。近处的田园和小桥，远处的灯塔和教堂，构成了一幅米勒式的油画风景人物图像。人物的衣着、灯塔和教堂都具有明显的欧洲风格，树木和山石的处理也极力模仿欧洲油画的光影表现。但天空的大面积留白具有中国画意境，画面右上方装饰性极强的“万字云”也是中国传统瓷绘装饰图像，中西方艺术的融合由此可见一斑。从套盘的数量、盘上画面组成和瓷绘手法的相似程度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瓷绘画工已经能熟练掌握绘制西洋人物所应具备的表现技巧，而且瓷绘西洋人物的模式化生产在当时的景德镇地区瓷绘工场中已经具备相应的规模。

以目前所见，早期的青花瓷绘西洋图像以西洋花卉和徽章等较多，而西洋人物图像则出现较晚且数量相对较少。人物图像画面多表现皇室贵族宴饮、狩猎、演奏等娱乐活动，或表现具有特殊意义的政治事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青花瓷表现西洋图像的器物烧造年代多集中在康熙、雍正时期，这一时期装饰有西洋图像的订制瓷价格昂贵，主要消费群体是欧洲的王公贵族，西洋人物图像以表现上层阶级娱乐活动的内容为多。

其次，青花瓷烧造中心景德镇地处内陆，景德镇瓷绘画工接触外国商人和船员的机会很少，他们多依照送来的画稿描摹西洋图像，因此与西洋人物图像相比，徽章和西洋花卉等具有图案装饰性又容易描摹的西洋图像成为首选。

再次，景德镇开始于18世纪初期烧制墨彩珐琅瓷器，其特点是以纤细的灰黑线条勾勒图像造型并敷彩，能成功模仿欧洲铜版画和蚀刻画的视觉效果。因为西洋人物图像的画稿多是来自欧洲的铜版画和蚀刻画，所以在选择描绘西洋人物图像种类时，墨彩瓷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青花瓷的地位。如以宗教宣传为目的烧造的“耶稣瓷”多选择墨彩加金的形式来烧制，因其能达到很好地模仿《圣经》铜版画插图的视觉效果。

带有西洋人物图像的青花瓷的生产，反映了在18世纪中西瓷器贸易推动下的中西方艺术和文化交流所取得的进步。无论是首先从西方商人和船员手中拿到西洋瓷器画稿的中国商人，还是将这些画稿描绘于瓷器上的中国瓷绘工匠，甚至将带有西洋人物图像的青花瓷装箱和运输的工人，都在这一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接受了西方艺术和文化的熏陶，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大潮中的一员。

18世纪景德镇所生产的带有西洋人物图像的瓷器产品，为我们了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的素材。青花瓷的外销，不再仅仅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外贸活动，更是充当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被赋予了文化层面上的重要意义。

彩绘瓷上的西洋人物图像

相对于青花瓷上的西洋人物图像，18世纪中国彩绘瓷上的西洋人物图像种类更丰富，题材更广泛，并充分发挥了色彩在瓷器装饰中的优势。无论是明代出现的五彩、斗彩、素三彩、矾红彩，还是清代出现的珐琅彩、粉彩、墨彩等新品种，都展现出色彩绚丽而繁盛的18世纪西洋人物图景。

早在16世纪中叶，为宣传教义，欧洲传教士就开始在景德镇订购一些宗教用瓷器。此类瓷器装饰题材多描绘宗教故事中的人物形象，画样来自《圣经》插图和版画。18世纪初年，景德镇生产的瓷器产品中，有一种“其底心绘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像——十字架两旁侍立着圣母和圣约翰”。“耶稣瓷”的生产和艺术表现上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18世纪初期墨彩瓷的产生与发展。墨彩是釉上彩瓷器品种之一，以黑色为主兼用矾红、本金等釉料，在瓷器上绘画，经彩绘烘烤而成。宗教题材人物多用墨彩描绘，以墨彩纤细的灰黑线条勾勒图像造型并敷彩，不仅符合宗教氛围，更能再现版画原作的色调，有时加入金彩和矾红彩，增添画面金碧辉煌的视觉效果。

墨彩不仅用来描绘“耶稣瓷”，更多地用来表现欧洲时尚人物和平民百姓的真实生活。浓黑的彩料在似雪的白釉或仿石、豆青、米黄等釉上装饰绘画，既类似中国传统的水墨画，又能模仿欧洲铜版画和蚀刻画的视觉效果，因此受到中西文化的双重接纳，在18世纪中国瓷绘西洋人物图像装饰上得以普遍应用。故宫(微博)博物院藏米色地墨彩西洋人物故事图杯是乾隆时期一件典型的墨彩西洋人物装饰瓷器，高6厘米。中国瓷绘画工在杯上以墨彩描绘了一位18世纪欧洲盛装骑士的形象，宽大的外套、精致的花边和时尚的礼帽尽显凡·戴克(VanDyke)笔下欧洲贵族的典型气质。整幅画面以墨线勾勒人物形象，并以平涂法为外套大面积设色，骑士身后的古树、山石、栏杆和天空的大面积留白都是中国画的表现方式，率真而自然的写意笔法，凸显出画面张弛有度的笔墨意境。以郎世宁(GiuseppeCastiglione)为代表的传教士画家进入宫廷为清朝皇室服务，直接促进了这一时期宫廷珐琅彩瓷的制作和粉彩瓷的产生和发展。康熙皇帝晚年对法国里摩日珐琅工艺品非常喜爱，并尝试将这种华丽缤纷的装饰手法移植到瓷器上去。法国传教士钱德明(Jean-Joseph-MarieAmiot)在雍正元年(1723年)写回法国的报告中提到：“我们亲爱的郎世宁在宫廷里整天埋头于他的艺术……他先是在瓷器上彩绘着色，然后以普通的画技作些油画和水彩画。”珐琅彩瓷器在宫廷内部得以流行以及西洋画师参与珐琅彩瓷器的绘制，不但为当时的瓷器装饰增添了别样的趣味，促进了粉彩的出现和清代彩瓷的发展，而且在一定范围内推广了西洋绘画技法，并且研制出了多种新的珐琅彩颜料，融合中西画法，为珐琅彩寻求新的艺术突破。

日本永青文库收藏的清乾隆粉彩西洋人物双联瓶，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场景。双联瓶中心以巴洛克风格的缠枝花规划出主体开光，开光内部描绘的是多位古希腊、罗马神话人物形象。头戴钢盔手拿长矛的士兵与宽衣敞怀的众神及天使组成一幅人物群像。画面中无论是人物五官、四肢还是衣纹的刻画都细致到位，其精细程度完全达到了18世纪西方油画的高超水准。中国瓷绘画工能以粉彩在瓷器上摹绘西方油画的艺术效果，充分表明这一时期中国瓷绘画工无论在技术还是艺术成就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