黒龙江上京博物馆大铜镜，直径43厘米，重12.4千克。

大铜镜与一角钱钢币。

宋代龟鹤人物铭文大铜镜，直径50厘米，重15千克。

山东 魏传来

在山东淄川博物馆澹庐展室，展藏着一面距今千余年的宋代龟鹤人物铭文巨型大铜镜，铜镜直径50厘米，重达15千克。据最近召开的专家论证会介绍，这面硕大的古铜镜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尺寸最大、最重的圆形铜镜，是名副其实的中华圆形铜镜之王。此镜美观典雅，气息高古，构图别致，造型厚重。十六字篆书铭文，字迹清晰，苍秀雅洁，取法华贵，内容经典，实属罕见。这面大铜镜的镜面中间微鼓，四周外弧，三角缘。背面纹饰是宋代广为流行的龟鹤人物故事和一圈铭文，以镜钮为中心，左上方为一展翅飞翔的仙鹤，左下方是一活灵活现的灵龟，钮右边站立一儒家模样的学者，宽袖长袍，表情肃然。大铜镜的周边，是一圈用篆书铸制的铭文带，四字－组，用多重三角几何纹相间，铭文内容为：“勤以集事，俭以任真，敬以尽人，廉以持身”，是教人修省自身的儒家经典名句。钮下方铸有一长方形框格，内有六字楷书铭文，竖读为“囗囗张光甯作”，上面二字待考，似应是地名。这是宋代开始出现的以铸镜地和制作匠人名为内容的铜镜商标。说明了在商品市场颇具规模的宋代，与制镜业发展结伴而来的是人们对品牌意识的注重。

大家知道，铜镜是古代人们用青铜铸制而成的用以照面饰容的日常妆奁用具，同时也是精美的工艺品。在中国存续使用了几千年后，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今天人们竞相收藏的文物和珍宝。但在琳琅满目的铜镜大军中，尺寸一般都在十几厘米左右，超过二十几厘米的已很珍稀了。1964年在黑龙江省阿城新华乡出土的金代“双鲤鱼铜镜”，重达12.4千克，直径43厘米，这面距今800多年的铜镜被认为是国内迄今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铜镜，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被誉为“铜镜之王”，现在是黑龙江金上京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然而，和这面宋代龟鹤人物铭文铜镜相比，它只能算是小弟弟了。

公元960年，后周中央禁军统帅赵匡胤奉命率兵抗击契丹，发动陈桥兵变，被“黄袍加身”，拥为天子，建立了宋朝。宋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宋代文化是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巅峰，创造了极其灿烂辉煌的文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都得以快速繁荣和进步，铜镜铸造业也得以空前的发展和壮大。这时的铜镜在形制铸造、装饰题材及艺术表现上都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铜镜纹饰逐渐改变了以往的图案化和神秘化，创新出了更加生活化、世俗化的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拓展出了一个崭新的铜镜纹饰艺术领域。这面龟鹤人物铭文镜，便是当时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它体形硕大，镜铭与镜背上的纹饰在艺术风格上和谐统一，互相补充，相映成趣，镜铭可谓铜镜整个背饰的点睛之笔，不但具有动人的艺术美感，还有强烈的做人警示作用。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历史诸多方面的信息，涉及文化、经济、宗教、民俗、绘画、书法、铸造等社会各领域。当我们触摸着这面大宋巨镜，就像欣赏一幅迷人的图文并茂的历史画卷，仿佛穿越时空的窗口进入了遥远的过去。让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面大铜镜的纹饰图案和铭文吧。

龟鹤人物故事是宋代最为流行的铜镜纹饰题材之一。这可能与宋徽宗崇信道教有关。晋代葛洪《抱朴子·论仙》载：“谓生必死，而龟鹤长寿焉。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导引以增年。”根据全国各地出土的宋代此类铜镜资料来看，大量的表现手法是以龟鹤仙人齐寿镜为主，仙长、侍童与代表长寿的鹤、龟加山、水、青松组成几种类似的图案，仙长头后都有背光，大多运用高浮雕来表现纹饰。但这面大铜镜则只有仙鹤和灵龟，人物没有背光，不像是神仙，更像是儒家学者。图案的表现手法是在凸起的平面上采用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线条勾勒法，即单线白描法。线描艺术的鲜明特征是用线作为塑造形体的基本手段和表现形式。它以造型简练、形象清晰、线条飘逸流畅，勾勒细致，富于节奏和韵律为艺术特点。线描不仅将龟鹤人物静态的轮廓勾画得淋漓尽致，还将龟鹤人物动态的韵律展现得栩栩如生。其线条布置自然、散逸、疏旷，细圆而利索，使画面构图与表现意图形成统一，这种独树一帜的线描风格成就了更加完美的造型。整体图案一改繁复沉闷的装饰性和机械性风格，加之线条纹饰是阳线凸起的，显得更富有层次感和空间深度感。从而把人物、动物与画面文字的气韵结合起来，达到一种清新旷达、灵巧传神的境界。

大铜镜周边一圈用篆书铸制的铭文带，是一件绝好的宋代书法艺术作品。其书法用笔精到，字身隆起，线条流畅，16字阳文，左右上下旋转排列，分布均匀，字形扁方规范，雍容洒脱。舒体放尾，长翅短身，清秀流丽。正如蔡邕在《篆势》中所言，“远而望之，若鸿鹄群游，络绎迁延”。特别是四个“以”字，“集事”、“持身”等字，个个都笔力刚劲，风格潇洒，气魄雄浑，高古肃穆，突显浓烈的金石味。这种庄重典雅的篆体书法在宋代镜铭中是极为少见的，对我们有着独特的书法艺术吸引力，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欣赏宋代书法艺术绝好的实物资料。中国的书法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伴随着汉字的产生、发展，走过漫长的历史进程，并且随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不断发展、远播，逐渐成为独具特色为世界瞩目的艺术奇葩。宋代书法在尚意书风的旗帜下，在艺术上独树一帜，成绩斐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但古人在这方面留绐我们的书法资料却少之又少。这面大铜镜的铭文，正是宋人留传给我们的珍贵的书法艺术实物珍品。

大铜镜的铭文内容是“勤以集事，俭以任真，敬以尽人，廉以持身”。这是一组完整的互相关联的儒家经典的修身警世格言。宋代儒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儒家的学说就是如何做人和济世的学问。其精华就在于做人之道。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一切的根本。“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中国儒家思想传统中人们尊崇的信条，是古代先圣前贤人生价值中的当仁不让的理想抱负和终生追求。在中国历史上不知道激励和引导了多少俊杰成就了英雄伟业，直到今天，几千年来影响始终不衰。

勤以集事，《说文》：“勤，劳也。”“集事，成事；成功。”古人曰：“谋夫孔多，是用不集。”一个人的知识多寡，关键在于勤奋的程度如何，“一勤天下无难事”。懒惰者永远不会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在学业上有所成就，惟有勤奋者，才能在那无限的知识海洋中汲取精华，超越自我，才能不断地开拓知识的领域，让自身焕然一新。勤能成才、勤能补拙、勤能致富、业精于勤、天道酬勤等。

俭以任真，《说文》：俭，约也。节省；不浪费。《左传·庄公二十四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人”与“佥”联合起来表示“在人前人后都言行一致、厉行节约的人”，“生活上自我约束，从不放纵的人”。俭，是我国的传统美德，也是基本官德。古人“廉俭”并称，俭易廉，奢易贪。俭和奢是廉和贪的起始点和分界线。司马光提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著名论断，指出“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的鲜明观点。任真：率真任情，不加修饰。

敬以尽人，孔子曰：“敬天命，尽人事。”敬是尊重，有礼貌地对待：尽，尽心诚意；人事，人在一生中所碰到的各种事情，包括“事父母长辈”、“待人”、“接物”等。尽人事，就是说要尽心诚意地对待一个人一生中所碰到的每一件事情。凡事既能克尽人事，又能敬听天命，这才是乐观豁达的人生。一个不尊重别人的人，是绝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的。在人们的交往中，自己待人的态度往往决定了别人对我们的态度，就像站在一面镜子前，你笑时，镜子里的人也笑；人对着镜子大喊大叫，镜子里的人也冲你大喊大叫。所以，要想获取他人的好感和尊重，必须先学会尊重他人。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

廉以持身，《孟子》：“廉，人之高行也。”不贪污，廉洁。廉正。廉明。屈原在《楚辞·卜居》中说：“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对于“廉洁”二字，注解《楚辞》的王逸是这样解释的：“不受曰廉，不污曰洁。”“勤者，政之所要；廉者，政之本也。”其含义是：廉，是为政之本；勤，是为政之需。二者像人的左右腿一样，缺一不可。为官，不廉是贪官，不勤是懒官，都不是好官。好官，必须具备一要廉、二要勤这两个条件。廉以立身。廉洁，是为官的首要条件。为官以廉才能委重任，服众人，才能为国担责，为民造福。《韩非子·十过》说：“廉外则可以大任，少欲则能临其众。”其意是：为政廉洁就可以担当大任，清心寡欲就能统御众人。由此可见，为官贪还是廉，事关国家安危和人民福祸。为官不廉，无立身之本，无从政资格，既不能委重任，又不能服众人，再勤奋，能力再强也不敢用、不可用，否则，就会祸国殃民。持，基本字义是拿着、握住。是遵守不变：坚持，持久，持操(保持节操)，持之以恒。

(作者工作于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政府办公室，系山东民间陶瓷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收藏家协会青铜器部部长，淄博市收藏家协会副主席，山东淄川文物局、博物馆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