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化阁帖》是公元992年中国北宋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在位时组织编集刊印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名家书法集帖，编刻于淳化三年，故名《淳化阁帖》。《淳化阁帖》是流传至今年代最久远的一部丛帖，被誉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圣经”。

   《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所谓法帖，就是将古代著名书法家的墨迹经双钩描摹后，刻在石板或木板上，再拓印装订成帖。《淳化阁帖》共10卷，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书法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丛帖始祖”。其中，第一卷收录先秦至唐19位帝王的书法，包括东晋明帝司马绍《墓次帖》、康帝司马岳《陆女郎帖》、哀帝司马丕《中书帖》等。

   《淳化阁帖》是公元992年中国北宋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在位时组织编集刊印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名家书法集帖，编刻于淳化三年，故名《淳化阁帖》。《淳化阁帖》是流传至今年代最久远的一部丛帖，被誉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圣经”。

   《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所谓法帖，就是将古代著名书法家的墨迹经双钩描摹后，刻在石板或木板上，再拓印装订成帖。《淳化阁帖》共10卷，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书法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丛帖始祖”。其中，第一卷收录先秦至唐19位帝王的书法，包括东晋明帝司马绍《墓次帖》、康帝司马岳《陆女郎帖》、哀帝司马丕《中书帖》等。

   宋陈思《宝刻丛编》，清王澍《淳化秘阁法帖考》，容庚《丛帖目》等书著录。
   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意外失火，拓印《淳化阁帖》的枣木原版不幸全部焚毁，因而初期的拓本就显得异常珍贵，被视为宝物，价值连城。
   一、懋勤殿本（现藏故宫博物院）：
   传世《淳化阁帖》宋拓本著名者有：安思远藏本（现藏上海博物馆）、潘允谅藏本（现藏上海图书馆）、潘祖纯藏本（现藏上海博物馆）、懋勤殿本（现藏故宫博物院）、《宋拓王右军帖》（现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等。以上诸本除懋勤殿本、潘祖纯藏本同出一石，其余均出自宋代不同的刻石（木）。民国廿三年（一九三四）故宫博物院曾于乾隆清宫东庑（此帖原在养心殿）陈列《淳化阁帖》一部。第一册卷首与第十册卷尾钤有“懋勤殿鉴定章”、“乾隆御览之宝”印章，内夹黄纸签条有“宋拓淳化阁帖一匣十册，上等”字样，帖中未见其他印章与题跋。此本即马子云先生提及的“懋勤殿本”。此十卷本为刻石，为宋纸、宋墨、宋拓无疑，与传世另一宋拓“潘祖纯本”出一石。

   二、潘祖纯藏本（现藏上海博物馆）：
   此帖宋代流传未详，明代秘藏于潘家，历经天泉翁（潘祖纯伯祖）、潘凤洲（潘祖纯伯父）、潘祖纯三代收藏，明万历庚申（1620）季夏，经吴兴方仁宇重新装裱于观生堂。清代经卓蔗老、梁国治、李宗瀚、李联琇、李翊煌递藏。帖中有潘祖纯、查升、李翊煌、许福昺题跋，以明万历丙午（1306）潘祖纯题跋最早，故称之为“潘祖纯本”。清宣统元年（1909）经李翊煌手石印行世，民国二十四年（1935），许福昺又用珂版印行，印刷极为精美，但流传极稀，唯罗原觉、曾克专、张彦生诸先生稍有论及。现藏上海博物馆。

   上述两种宋拓本亦非同一时间所拓，“懋勤殿本”要早于“潘祖纯藏本”。因相传《淳化阁帖》祖本刻于枣木，年代久远，枣木本开裂，后用银锭加固，故有无银锭纹是祖本的凭证。南宋人对此亦深信不疑，往往在宋刻原石上加刻银锭纹，以充祖本，故在宋代拓制“潘祖纯藏本”时，就已经有银锭纹出现，而“懋勤殿本”拓制时还未刻银锭纹。浙江图书馆现存残石上还能找到银锭纹两处。

 《淳化阁帖》主宰了中国书法近千年的发展方向。有专家认为，《淳化阁帖》的历史功绩，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阁帖”是目前可以确认的中国丛帖之祖。
   二、“阁帖”保留了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的大量重要作品。
   三、“阁帖”所收晋以后的书法艺术作品，反映了晋人生活、习俗，可以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
   四、“阁帖”行世以后，宋代的翻刻本已有三十多种以上，从元、明、清以来的各种再翻本不计其数，由于受“阁帖”的影响，从宋代开始亦掀起了

一个“阁帖”系统以外的汇刻丛帖高潮，而明、清两代刻帖之风愈盛，大大促进了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传播。
   五、宋代从欧阳修的《集古录》开始，苏轼、黄庭坚等一批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和评论“阁帖”的优缺点，米芾的《法帖题跋》、黄伯思的《法帖勘

误》更是比较尖锐地抨击了部分舛误。从宋代陈与义的奉敕校释，到清代王澍的《淳化秘阁法帖考正》，直至现在，先后参与研究的学者不下百人，从“

阁帖”是否丛帖之祖、其内容有否从原迹勾摹上石、有否翻刻以前石本、是上石还是刻木，乃至内容的舛误、文字的释读、各个覆刻本的传承关系以及由

“阁帖”影响而出现的各种刻帖的研究等等，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学科——“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