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五通书札为翁方纲与友人三研主人、匏尊先生的便札。函中没有常见的恭维奉承等客套语，而是开门见山，直接了当。第二札尤为有趣“山鹅研务求拓本付下，则朱君野梅、王君寿对俱有矣”。那意思是，拓本好不拿来，所求野梅及寿对没戏，读后令人莞尔。
翁方纲（1733-1818），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字正三，一字忠叙，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乾隆十七年进士，授编修。历督广东、江西、山东三省学政，官至内阁学士。精通金石、谱录、书画、词章之学，书法与同时的刘墉、梁同书、王文治齐名。论诗创“肌理说”，著有《粤东金石略》、《苏米斋兰亭考》、《复初斋诗文集》等。
翁方纲学识广博，对颜书、欧书和唐人写经、汉隶都下过很大的功夫。但他的书法艺术水平并不是很高的。他的书法讲究无一笔无出处，而自己的东西却很少。行书是典型的传统帖学风格。连贯柔和，不急不躁，循规蹈矩，很有特色，不失大家风范。作品中温润丰厚浓墨与纤细的游丝形成强烈的对比。在运笔用墨过程中，由浓渐淡、由粗渐细的过渡缓冲。因此，浓淡、粗细、行止极有节奏感。整幅作品用笔以圆润轻柔为主，没有丝毫方刚急躁的火气，从柔润流畅的笔意中，可推想作者书写时灵活的用腕。综观此作品，运笔沉酣，墨色浓厚，笔划丰满，筋劲骨健，妙得神韵，是他的精品之一。

   翁方纲论诗的著作有《石洲诗话》，但他的基本见解，则见于专篇论文中。他的肌理说，实际上是王士禛神韵说和沈德潜格调说的调和与修正。他说：“今人误执神韵，似涉空言，是以鄙人之见，欲以肌理之说实之，其实肌理亦即神韵也。”(《神韵论上》)“诗之坏于格调也，自明李、何辈误之也。    
   李、何、王、李之徒，泥于格调而伪体出焉。非格调之病也，泥格调者病之也。”(《格调论上》)又说：“其实格调即神韵也。”（《神韵论上》）翁方纲用“肌理”说来给“神韵”、“格调”以新的解释，借以使复古诗论重振旗鼓，继续与袁枚的“性灵”说相抗衡。
   翁方纲倡言“肌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儒学经籍为基础的“义理”和学问，一是词章的“文理”。他说：“士生今日，经籍之光，盈溢于世宙，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志言集序》)“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同前）他说：宋、金、元诗接唐人之脉而稍变其音。而明代诗人只是沿袭格调，并无一人具有真才实学，只有清朝经学发达，可以用经术为诗（《神韵论下》），这种主张，是当时统治者极力提倡经学、提倡考据学在文学上的反映。

   在“诗法”上，翁方纲主张求儒复古的旗号，他割裂引用杜甫诗句“法自儒家有”，解释为“大而始终条理，细而一字之虚实单双，一音之低昂尺黍，其前后接笋，乘承转换，开合正变，必求诸古人也”（《诗法论》）。翁方纲的复古，不是尊唐，而是崇宋，特别推崇江西诗派的黄庭坚。他认为，“宋诗妙境在实处”（《石洲诗话》卷四），片面强调诗歌的考证作用和史学价值，把诗与“经术”、史料混为一谈。所谓“史家文苑接儒林，上下分明鉴古今。一代词章配经术，不然何处觅元音？”（《书空同集后十六首》）这是一种模糊文学特征的主张。

   翁方纲作诗共2800余首，主要可分两大类。一类是把经史、金石的考据勘研写进诗中的“学问诗”。这类诗多七言古诗，诗前有序或题注，这种序、注本身也是经史或金石的考据勘研文字。其诗几乎可以作为学术文章来读，往往写得佶屈聱牙，毫无诗味。如《成化七年二铜爵歌》等即是。时人洪亮吉批评他说：“最喜客谈金石例，略嫌公少性情诗。”（《北江诗话》卷一）另一类是记述作者的生活行踪、世态见闻或写山水景物的诗。这类作品也大半缺乏生活气息和真情实感。其中一些近体诗，偶有佳构，如：“客路旬经雨，林峦翠倚空。不知秋暑气，直与岱淮通。旧梦千涡沫，思寻百步洪。大河西落日，穿漏一山红”（《高昭德中丞招同裘漫士司农钱稼轩司空集云龙山登放鹤亭四首》其二），“秋浸空明月一湾，数椽茅屋枕江关。微山湖水如磨镜，照出江南江北山”，“门外居然万里流，人家一带似维舟。山光湖气相吞吐，并作浓云拥渡头”（《韩庄闸二首》），颇有宋诗的清空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