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发展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上海的现代化是借助、利用或调集了全中国、主要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的结果。这些资源在以往社会环境中构筑出了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开埠以后则通过资本主义的商业贸易在上海重新组合，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工商业文明得以出现。《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后数年间，条款之施行实际仅囿于上海，其余四埠并未能得到真正的实施。当时福州并无对外贸易可言，厦门、宁波两埠的商务范围甚小，广州则仍然坚持不允洋商入居城内，官府亦尽量限制外商的活动，只有在上海的外商有充分行使条约赋予便利与特权之机会。作为新辟商埠的上海，外商有了比较以往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事商业贸易须受“皇商”支配的更加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对外商业贸易打破了过去在广东只有十三行行商才能从事对外贸易的垄断，外国商人可以自行前往浙江、安徽等地采购丝、茶等货品直接进行出口贸易。江南出产的丝茶改变了过去从广州一口输出的路线，废除了丝茶沿途设关设卡税收等做法，对外商业贸易更为通畅。中国重要的丝茶产地距上海甚近，上海占有地理交通和口岸出入的便利，丝茶货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上海销往海外。据统计除1845年即清道光二十五年广州出口生丝略胜于上海外，以后各年上海出口生丝的势头迅猛增长，逐年成倍地超过了广州。曾担任清廷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秘书的马士（Hosea Ballou Morse）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书中便这样写道：鸦片战争后“上海立刻取得了作为中国丝市场的合适地位，并且不久便几乎供应了西方各国需要的全部。” 

买办在对外商业贸易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大量广东移民加速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及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上海开埠初期，精通对外贸易业务又熟悉英语、了解西方文化的广东商人成为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他们通过家族和同乡的举荐大量进入洋行工作,逐渐形成商业和社会网络。除粤商外，不少广东工匠亦来到上海。1876年即清光绪二年正月二十九日《申报》刊有“木匠互控”的消息，报导大批广东工匠来到上海的情况：“粤人之寓居沪上者，实繁有徒。即以木作而论，其专做外国小木器具者，已有二百余人，特设立公所，名公胜堂。定议每日工作六角，例扣二分，以为同行中酬神、省墓、建醮等费。”粤商亦自称：“沪渎通商甲于天下，我粤两郡或仕宦，或商贾，以及执艺来游挟资侨寓者，较他省为尤众。” 粤人在上海建造会馆作为同乡聚会的场所。有的会馆修建规模甚大。 各行各业的广东人来到上海，甚至出现粤籍娼妓聚集沪上的社会现象。1876年即清光绪二年成书、1887年即清光绪十三年重修，寓居上海的杭州人葛元煦撰写、袁祖志修订的《沪游杂记》载：“红庙即司徒庙，在大马路西。内供奉大士像，仅平屋数间，求签问苕（竹召）者踵相接也。粤妓尤信奉，每烧全猪为供献。”众多广东画师、画工来到上海，将新的视觉经验带到沪上。《沪游杂记》记述从广东传入上海的西方油画：“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 今可查考的广东籍画工资料甚少。据载，1855年即清咸丰五年至1880年即清光绪六年，有名为“周呱”的粤籍画家在上海开设画店售画为生：“（周呱）擅长绘画肖像。房屋。小画像及商埠风光。作品多贴上附有以墨水写上名字的标签。他曾在一幅上海风景画上签名，作风与新呱相若。周呱的作品，以描绘细致见胜。” 亦有研究者认为：“在上海从事外销画业务有多少粤籍画家没有准确的数据，但有一位原名为周金（Chow Kwa）的画家现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英国皇家毕莱顿画廊等都有收藏。周金的画室大概仅有三位画家，以水彩画、微型画为主要业务，后期可能亦有照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