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是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两者之间存在着难以填补的鸿沟。不少学院的精英美术家成名以后极力掩盖自己早年从事大众通俗美术的历史，从事大众美术创作的美术家为了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则努力进入精英美术家的队伍。如果抛开成见、面对真实，其实看似对立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着异质同构、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精英美术往往来自大众美术，大众美术往往接受精英美术的影响，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有着跨越与提升密切互动的关系。在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城市为现代文化和现代美术，包括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间肖像画、外销画、月份牌画这些城市文化空间中的商业美术品的密切互动，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和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轨迹。 

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华洋混杂、八方聚居的现代移民城市。聚集在上海的众多画家以卖画为生，商业色彩浓厚。虚谷、任熊、任熏诸人来自民间，学习传统绘画，吸收外来技法，描绘现实生活，创作肖像画色彩清淡雅丽，笔墨简率洒脱，画风文质相兼、雅俗共赏，开创出新的画风。继之而起任伯年的肖像画创作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成为海上画家中的翘楚。任伯年出身民间画师，幼年曾从父亲学习“写真”技法，为人画像。他后来向任熊、任熏学习，来到上海以后，结交了一批职业画家，在学习传统文人画的同时，根据商业市场的需要，创作出了大量迎合世俗审美趣味的画作，以适应现代商业城市上海的特殊环境。活动在十里洋场的任伯年直接感受到了西风的熏染，据说他与土山湾画馆画师刘必振友善，曾学习西洋绘画画人体模特，并且养成了铅笔速写的习惯。刘必振也带领画馆学生向任伯年学习中国画技艺，用白描方法画宗教画张挂于教堂。任伯年与日本友人过从甚密，描绘市井世态的日本浮世绘影响了他的创作。 任伯年的肖像画用笔细劲，设色浓重，兼工带写，色墨交融，传统绘画的写意性与民间绘画、乃至西方绘画的写实性融会贯通，将中国肖像画艺术推向了新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