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葳

　　无论是在艺术史中，还是在当代艺术的具体实践中，强调“生活化”、“日常化”，以及对社会的介入，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从达达主义到波普艺术，这样的例证并不鲜见。而且，关于日常化的讨论，在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层面上，也是近些年来的重要课题。譬如，2007年召开的第17届国际美学大会就将“审美泛化和美学回归”作为重要的话题讨论，第52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主题亦被定名为“日常奇迹”。但具体的艺术作品却已经超越了达达主义或波普艺术，在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情境中显示出更为泛化的趋势。很多作品不是传统的反映现实或再现现实，而是将艺术本身置换为艺术，换言之，二者已无任何差异。

　　传统艺术理论认为，日常的生活经验是零散的，在此基础上创作的艺术作品，其内容和形式都需要艺术家的加工，尤其是理性的把握和改造。但是现代美学使艺术和生活的直接结合成为了可能。美国经验主义美学家杜威提出了“艺术即经验”的论点，认为艺术创作既来源于人类的日常经验，同时，艺术创作也在不断地生产新的生活经验，强调艺术与生活、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他的观点超越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美学理论，因为在他看来，艺术不是人类理性对生活的加工，而就是生活本身。杜威的美学理论构成了“美国艺术”最直接的哲学基础，随着美国商业社会的发展和扩张，推进了波普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就美学史的角度看，杜威的理论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主义哲学，与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传统形成对比。而在杜威之后，当代新实用主义美学家舒斯特曼则进一步深化了他的美学理论。但差异在于，舒斯特曼的新实用主义美学产生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美学和艺术理论。它不仅强调艺术的日常化、生活化，而且反过来也强调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使得二者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