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古文字除甲骨文外，另一种主要字体是商周两代的金文。关于金文的起源，传统的说法是肇始于殷商，盛行于周代，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的钟或鼎上的一种文字。钟多是乐器，鼎多为礼器。铸刻在上面的文字，多为记事或表彰功德的内容。这种铭文，有的是凹下的阴文，有的是凸出的阳文。前者称为“款”，是刻的意思；后者称为“识”，是记的意思。所以金文也可统称为“钟鼎款识”。后人书法创作中“款识”之谓即由此演化而来。

武王伐纣以后，西周在殷商“巫”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宗法制度，并以“礼乐”作为核心，将人的思维由神本转向了人本。在“巫”文化到“礼乐”文化的置换中，可以感知金文的地位也随即发生了改变，青铜器作为礼器在“礼乐”制度中的普遍存在使金文迅速走向成熟。铭文也从初始的几个字到几十字，再到《散氏盘》的350余字、《毛公鼎》的498字，洋洋洒洒，这一切都促进了金文书法的发展

在西周金文书法系统中，被人们称为“四大国宝”的分别是《大盂鼎》、《散氏盘》、《毛公鼎》和《虢季子白盘铭》。它们分别处于西周中后期的康王、厉王和宣王时期。

《大盂鼎》为西周康王时(公元前1004—967年)所铸，于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铭文19行，291字。乃金文书法中的代表作之一，其线条浑厚而朴茂，结体中有重笔的运用，增强了章法的装饰美感和灵动感，其风格属古朴自然一类。

《散氏盘》为西周厉王时(公元前857—842年)所铸，于清朝干隆年间在陕西凤翔出土，后由两江总督阿林保购以入贡，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铭文19行，350字。线条流畅、体态疏朗，被誉为“金文中的草书”。

《毛公鼎》为西周宣王时(公元前827—787年)所铸，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铭文32行，498字，为迄今发现的西周青铜器中铭文最多者。其书沉雄含敛、方圆兼得，章法生动自然、因形顺势，其风格属于雄强一类。

《虢季子白盘》为西周宣王时所铸，相传清道光时在陕西宝鸡出土。铭文8行，110余字，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其书沉着稳健，字体紧密，线条动静互渗、气韵整肃，章法井然而疏阔，笔调颇为清新，意境悠远，富有节奏感，其风格属于空灵秀润一类。

金文是篆书系统中的一朵奇葩，其线条饱满丰腴，点画鲜活，结体端庄。金文是甲骨文的升华，这不仅体现在字体的规范上，更体现在对线条、结体、章法美的诠释上。

《大盂鼎》的线条是浑厚的，章法颇有灵动感，但又没有《散氏盘》和《虢季子白盘铭》那样直接，那样显而易见。在笔画的特点上，《大盂鼎》比其它三件铭文作品最富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其块面式的点画上，如“王”字的末笔，非常粗重。还有捺画的收尾处，多为重按后中锋提出，像个菱形的枪头。这些笔画的运用不仅增加了点画的丰富性，而且还使作品增添了许多装饰美感，在对比中强化了动感美的存在。周康王在西周世系中被列为第三位王，但由于周武王在灭商后的次年即病逝，他实际上是统治西周的第二代王。他的父亲周成王得到贤相周公旦的辅佐，在西周初年形成了一个长达五十来年的强盛和统一的“成康之治”。《大盂鼎》铭文所传递的文字信息即是人心向治，表现于空间就是稳重和蕴蓄。而它所传递的书法美感一方面是在殷商甲骨文的基础上给予线条和结体以重塑的形态，另一方面又或多或少携带着甲骨文转世而来的某些特征。这充分体现了早期金文的特色。

与《大盂鼎》相比，《散氏盘》应该属于动感较强的一类。它以粗旷、率意的书法特点被人们称为金文中的草书，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潇洒率意的整体风格下，它向我们诉说着自己独特的魅力。首先是它的体势，从前期的竖直体势变成了扁圆状态，这在商周以来的铭文中极为罕见，明显地表现出地域书风的色彩。这鲜明的地方色彩反映的是西周王室的权威地位正在动摇，诸侯自封为王的严峻局势在不经意间带入《散氏盘》，使它染上了历史的政治色彩。《散氏盘》的线条语汇非常丰富，结构汪洋恣肆，是金文中不可多得的佳构。它以圆浑朴拙的艺术风格与西周晚期金文的规整纯熟、华丽精美形成鲜明的对照。

《毛公鼎》是比较理想的金文范本之一。它结构多姿，颇具形式美感，刚柔相济的线条富有张力，它是金文书苑里壮丽风格类型的典范。仔细观察其点画应该可以体会到整篇铭文在章法布局上有一种跳跃、跌荡之动感，其生动自然，气宇轩昂的整体风貌贯穿于全篇作品之中。

《虢季子白盘铭》的魅力主要在于它的章法，有艺术史家称其纯熟的技巧表现和章法具有某种现代的启示性，称其章法“似乎即为五代杨凝式《韭花帖》和明代董其昌章法格式的远祖”，其言不虚。这件作品整体风格属空灵秀润型，用笔沉着稳健，线条折挫屈曲、动中寓静、气韵生动、节奏有序，结体端庄而爽朗。笔调的清新、秀润、悠远和静态线条中所包含的流动美感与章法的疏朗、空灵，使该作品更加轻松随意、神采飞扬。其字数虽不多，但内容丰富有韵致，真可谓是金文书法中充满灵气的作品。

除了上述四件国宝极青铜器的铭文，还有诸如《麦方鼎》、《齐侯敦》、《我方鼎》等无数的各具特色的优秀金文作品。

西周王朝创造了气势恢弘的青铜文化，作出了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华丽转身。它完善了较甲骨文更加成熟的文字系统，创造了书法史上的“金文”。当深埋地下的青铜宝器一件件面世，那美轮美奂的造型和纹饰引起后人的一片惊叹，它们向我们传递着那个时代的勃兴。在青铜器皿上铸造文字，极大地开拓了殷商以甲骨为载体契刻文字的创作空间。而尤为重要的是西周王朝以“礼乐”文化取代了殷商的“巫”文化，在意识形态上给予了金文创作极大的解放。近500言的《毛公鼎》向后人证实了先民思维的多维和创作手段的丰富。　　由于各朝都有青铜器陆续出土，金文(亦称大篆)的书写代不乏人，到北宋末年还形成了一种专门学问——金石学。清朝干嘉年间，随着学术界对经史、音韵、训诂、制度、地理、金石等领域的深入研究，金文和隶书的创作也得以中兴，出现了一大批善书者。直至近现代，章炳麟、黄宾虹、诸乐山等，都是擅书金文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