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一方砚，知一段史。

一方面，砚台材质的变迁体现出了科技的进步。而更重要的是，砚，融书画、雕刻等艺术为一体，浓缩了中华民族各个朝代文化、经济乃至审美的信息。于一方砚之中，不仅能品味和欣赏砚石细腻的纹理、精湛的雕刻技艺、独特的书画创意，还能从中一探传统文化的承载、积淀和缩影。

在和平昌盛的年代，砚台上雕刻山水花鸟，而在战火连天的时代，砚台上雕刻的则是爱国情怀。在民族英雄辈出的南宋，岳飞、陆游、文天祥都曾在砚台上刻文明志。岳飞在端砚刻有“持坚、守白、不磷、不缁”八个字。意思是，抗金卫国的意志永不变，绝不与投降派同流合污。

汉代，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书法、绘画、石雕均属我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之一，砚台在汉代有了巨大改变，从最初的简单工具演变成具有观赏价值的工艺品。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频频更迭，战火连连。人心惶惶之时，少有人能静下来潜心书画。然而，因为纸张的广泛使用，与之相配的，砚台也被推广开来。除了陶砚和石砚外，魏晋时期还出现了瓷砚。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中出图的一方砚台，方形四足，砚面与四侧均布满浮雕图案，有人物、走兽、飞禽、龙凤等。其图案形式与汉代石雕极为相似，具有雄浑厚重的质感。

隋唐时期是砚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因为经济发达，文化事业也随之繁荣。而且，唐朝实施的“以书取仕”方针，鼓励人才以文进取的同时刺激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人们对砚台的要求也从原来的坚实、美观，上升到更细致的发墨、少损等功效。因此，隋唐时期的砚质和砚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隋唐时期的制砚工艺迅速多元化，砚材的种类也较前代更多。四大名砚之中的端砚和歙砚就出现在唐朝。端砚因石材产于端州的端溪而得名。唐代诗人李贺诗云：“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宋朝著名诗人张九成赋诗赞道：“端溪古砚天下奇，紫花夜半吐虹霓。”歙砚产于安徽黄山山脉与天目山、白际山之间的歙州的龙尾山，也称龙尾石。歙砚具有发墨益毫、滑不拒笔、涩不滞笔的效果，被南唐后主李煜赞：“歙砚甲天下”。

宋代采取重文抑武的施政方针，同时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使得砚文化再一次得到飞跃式发展。从宋词的风格可见，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弄里文人，均醉心于风花雪月，这一特征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砚台的雕刻制造上。宋代对于砚石的纹理颇为看重，这可能就源自文人细腻的心思与情感。宋砚造型突出瘦挺、内敛，气韵冷隽，风骨峭拔，其主流砚形为抄手砚。

最早的四大名砚在宋代相继确立，当时红丝砚位列其中。宋代苏易简在《砚谱》中归纳：砚有四十余品种，以青州红丝石为第一，端州斧柯山石为第二，歙州龙尾石为第三，甘肃洮河石为第四。后来，由于红丝石脉断而绝，红丝砚被澄泥砚代替，四大名砚变成了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

四大名砚的地位在明代得以巩固。虽然明代也生产铜砚、瓷砚、木砚等各种材质的砚台，但由于石砚材料来源广泛，且个性独特，所以文人雅士中喜好石砚的居多，四大名砚中，端砚最为人们所看重。

明清时期，制砚技术日渐成熟，工艺日趋精细，可利用的石材种类也越来越多，砚台之于文人的意义也有所变化。砚台不再仅是挥毫泼墨时的工具，更是置于案头的一件玩物。明代的砚台造型端庄厚重，纹饰不甚繁丽，大件制作居多。文人在砚上镌诗、题铭之风在明代大为盛行，因此砚台的艺术价值逐渐超越了其使用价值，收藏砚台也成了达官贵人附庸风雅的利器。正是如此，明清之后的砚台雕饰工艺精湛，造型美观独特，受到收藏者的喜爱。

清代的制砚产业更加壮大，所用砚材除了前代已有的材料外，还出现了水晶、漆砂、翡翠、象牙、玻璃等名贵材质。清代砚台上的图案内容更加广泛，花草树木、名家书法、印章铭刻等皆匠人雕琢于砚上。清代砚雕把自古有之的各种雕刻手法灵活结合，交错运用，雕工细致，而且所雕出的人物、动物栩栩如生，日月山河波澜壮阔，花草树木形象逼真。康熙、雍正、乾隆年代的砚，款式上继承历代优点，风格多样，取材广泛，为爱砚者最爱。

最早的化石砚就出现在明清时期。当时，有士子用燕子石制砚，所谓的燕子石就是寒武纪三叶虫的化石。三叶虫化石形状、纹理独特，风韵别致，而且石质且易于发墨，深为书家所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