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画中的许多人物，不光是伊迪丝，哪怕是他的自画像，也时常有一种木偶感。新艺廊的展览中还有一幅作于1910年的“手臂交叉在头上的自画像”，席勒的扭曲程度极像一个牵线木偶。挂在伊迪丝肖像旁边的是他最动人的一幅油画，定格在画家和他的情人刚结束欢爱的时刻。席勒看起来不怀好意，好像不死僵尸从棺材里爬出来，盘旋在沃丽身旁，沃丽则手脚跪地，像被吸干了似的，仿佛筋疲力尽的舞者。

木偶可以代表许多意义。其中一种是人的身体受意志的支配。伊迪丝肖像中的无助，很有可能构成了她对席勒的情欲吸引：羞涩的资产阶级少女受到年长的、更有经验的艺术家引导。即便席勒对腐朽堕落着迷，他肯定也相信艺术的高贵力量，艺术家是木偶大师，是上帝。

席勒画过好几幅怀孕女人，子宫里的婴儿急于出世。其中一幅画在木版上，题为“死去的母亲”(1910)。在这幅画里，诞生直接来自于死亡。1911年他画了第二幅“死去的母亲”，取了副标题“天才的诞生”。席勒和母亲的关系不佳，时常憎恨彼此。他经常暗示，她唯一的成就就是生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一封信中他问母亲：“你生了我之后，肯定高兴坏了吧？”

他的导师古斯塔夫·克里姆特要更轻松有趣，席勒可能和导师分享了深深的浪漫派观念—艺术家是神圣的局外人。1912年席勒画了一幅大型作品“隐士”，他本人和克里姆特成了殉道的圣人，他头上绕着荆棘冠，脸因刺痛变了形。他们穿着深色袍子，紧贴着像在跳死之舞，虽然活着却在受死亡力量的驱动。

　　在许多文化中，神圣的局外人是性别含混的，非男非女，好像天使。席勒的画作中也有此暗示。他的“穿着黑衣的自画像，正在手淫”将睾丸隐藏在双手后，而双手的形状又如女性性器。席勒还为一位赞助人的儿子埃里希·勒德雷尔画过精彩的肖像，有油画有铅笔画，这些画作赞美了他雌雄莫辨的气质，一种局外人的非凡之美。那少年活得好好的，但画中的脸色却带着些尸气。

任何看过高质量木偶戏的成人或孩子都知道，玩偶可以比真人看上去更真实。日本的文乐木偶戏是最高级复杂的品种。即便穿着深色和服的木偶师也站在台上，玩偶的台词由坐在一边的旁白者讲述，那些木偶依然诡异地宛如真人。从文乐木偶戏演化而来的歌舞伎，则是以真人来模仿木偶的一举一动。席勒是日本画的热情拥趸(也是收藏者；他收藏的日本春宫在维也纳数一数二)，可能他的艺术与日本戏剧传统有一定的联系。

席勒的情欲木偶师之前也有先例。奥维德的《变形记》中雕塑家皮格马利翁爱上了自己雕出的象牙美女。他向爱神阿弗洛狄忒进贡后，雕像如他所愿变成了活人。他们结婚生了一个儿子。

与席勒更接近的时代，我们听过E. T. A. 霍夫曼的故事，讲一个学生纳塔内尔爱上了机械木头人奥林匹娅(雅克·奥芬巴赫把这故事改编成了歌剧《霍夫曼的故事》)。她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女性，要比任何人对他都投入。用纳塔内尔的话说，奥林匹娅是“深刻的精神，反映着我的整个存在”！霍夫曼的另一个故事《机器人》中有人表达了对机器人的厌恶：“那些东西要么是活死人，要么是死活人。”

没有理由认为席勒画伊迪丝肖像的目的是要表现活死人。她也不单单是他天才的映射，皮格马利翁的雕塑的升级版。她是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从另一方面看，席勒画作中木偶似的人物并不必然意味着缺乏生气。

1915年席勒结婚那年，他开始画“母亲和两个孩子·之三”。他之前处理母亲这个主题时，看上去都像死人或者半死人，眼睛空洞无神，脸色死灰。两个孩子都以席勒的侄子托尼为模特，脸颊粉红，生气勃勃。他们像伊迪丝一样，穿着明艳的彩色衣服，同时也有一种木偶人的僵硬，等着木偶师来牵动。

席勒的艺术充满了对死亡和腐朽的深度敏感，但他要比那些评论家以为的慷慨得多。他的大多数作品包括色情画，都表现了人类的脆弱。再次，这与日本审美有相似之处，不是他珍藏的木版印刷品，而是日本戏剧和图画中时常表现的无常感，转瞬即逝的生命，死亡诗歌等等。

席勒和他的模特的命运，可以被视为他艺术敏感度的悲剧注释。1917年，在与席勒分手两年后，沃丽在达尔马提亚当护士时死于猩红热。一年后伊迪丝怀着席勒的孩子，死于西班牙流感，这场瘟疫卷走的生命比整个一战死亡人数还多。伊迪丝去世后几天，席勒也染上流感去世，年仅二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