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 巴山夜雨

“七七事变”后不久，江丰、胡一川就来到了延安，作为早期来此的画家，成为延安绘画创作的骨干力量。随着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的成立，延安不 断聚集着各地前来的画家和雕塑家，比如蔡若虹、王式廓、王朝闻等。从1938年到1945年的7年多时间里，鲁迅艺术学院共培养学生147人。鲁艺的艺术 人才和艺术风格成为了抗战中美术界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振兴民族艺术与振兴民族精神有密切关系”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国民政府的军事最高统帅部于12月驻守重庆。随着军事的撤退，一大批沿江沿海的工厂、学校、科研文化机构、文化团体内 迁至重庆。重庆由一个内陆山城一跃而成为战时中国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内迁的美术院校都集中于此，内迁的美术群体大都活动于此，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美术的 中心。

全面抗战的洪流，大大激发了美术家创作的热情，不少美术名家如张大千、徐悲鸿、关山月、关良、叶浅予、吴作人、丰子恺、黎雄才等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或义卖助赈展览。

尽管在抗战中，在“文化从军”的旗帜下，传统型的画家，尤其是山鸟画家和山水画家被严厉地斥责为艺术的逃兵，但真正有担当的中国画家从未忘记自己的 使命与职责。他们十分清楚，战场上的中国士兵以血肉之躯与侵略者进行生死决战，在艺术上，画家则必须同样以自己全部的智慧和热情去维护民族艺术的尊严。

1944年，傅抱石在《中国绘画在大时代》一文中满怀激情地写道：“中国画的精神，既是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而这种精神又是和民族国家同其荣枯共其生死的。”潘天寿更是明确地指出：“一民族之艺术，即为一民族精神之结晶。故振兴民族艺术，与振兴民族精神有密切关系。

“五四”以来的新美术运动对西方采取开放的态度，不少画家试图将西方现代主义美术观念移入中国美术界。但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唤起民众为救亡而斗争 成为包括美术在内的一切文艺的首要任务，而现代主义流派却失去了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徐悲鸿还曾无比兴奋地说：“我之所幸者……我国因抗战而使写实主义抬 头。”

有趣的是，中国美术界对西方现代主义美术的旗手毕加索推崇备至，《新华日报》就曾发表了多篇介绍毕加索的文章。当然，这不是推崇他的绘画的形式语言，而是他“为自由而奋斗”的精神。由此，中国美术界与西方拥有了共时性的艺术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