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相聚,实在不易,话题一致,专业说医。开场来四句定场打油诗,也算是我与董志林、冯清聚会的写照。
(右1)董志林先生(左1)冯清先生
世界中医的前锋,中医世界的后力,是我对董志林先生的评价,他包揽了世界中医之前,又成为中医世界之后,不单单是因为他在中医学术上的成就且推广到欧洲各地,也是他具有高超的中医技能在欧洲悬壶济世。他所在的荷兰,是个低于海平面的国家,荷兰一词在荷兰语中就是“低地”的意思。这个国家有27%的土地在海平面以下,其中首都阿姆斯特丹就建设在一个低于海平面5米的大湖之上。所以这个国家的偏头痛病是个顽症,董志林能用针灸,治好了荷兰国王、王后及首相夫人的偏头痛。今天,董志林的中医事业如日中天,在欧洲十多个国家都有分支机构,神州医药向欧洲各国输送超过千人的中医骨干,成为所在国的中医药机构的中坚力量。国内也有30多个集团公司正积极与董志林合作,拓展欧洲的中医药市场。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挑战,董志林也将其中医发展的经验撰写成几十万字的专稿,呈报中央,以表赤子之心。
另一位是我在博客、微信及《李说当然》栏目中介绍过的《现代人看中医》作者冯清。
冯清是一个兴趣广泛的学者,早年留学瑞士,在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林德教授指导下研究宏观经济学。1990年他在林德教授和吴敬琏教授指导下出版了国内第一本介绍市场经济的书籍《实用市场理论》。2009年起他对保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在刘国庆和胡晓年教授指导下,用冯仲清笔名出版了《养生胜过医生》一书。20120年他的兴趣有转向了中医,在自学的同时又参加了中医科学院的研究生班学习。那么,在此基础上看中医,他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旁观者和爱好者,而是一个知识面广博和视角独特的专业评论家了,不落窠臼,有独创呈现在世人面前。
《现代人看中医》是本值得阅读和收藏的好书!我以人体工程学的系统理论分析,这里面有两个核心的概念:现代人和中医。现代人看中医,那就是以“现代人”特有的知识积累、思想观念、思维模式去看“中医”。但是,此现代人和彼现代人不同。西方的现代人,他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模式一直都是古老的延续,只是知识积累比过去多了,他们并没有受到多少东方文化的影响;而中国的现代人知识积累、思想观念、思维模式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中国特色”里叠加进了很多西方的东西。这是好事,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具有“海纳百川”的胸襟,为成就我们的“中国梦”提供了可能。在“中国特色”里叠加进了很多西方东西的现代人,我们可以理解为具有了东西方兼有的知识积累、思想观念、思维模式,而中医是东方最古老的学问。那么,这种“看”就具有了几分冷静、综合、公正、客观的意味。可见冯清“看”的视角是,俯视在东西方文化之上。
董志林、冯清和我,老友仨人从说医、说药又说到了养生。在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养生具有悠久的历史。随着人类追求健康长寿意识的增强,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在讨论治国、文化、教育、军事时,亦讨论了健康长寿的问题,于是形成了关于养生的启蒙思想。后人对养生的不断追求,使得养生思想不断与实践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粗略的养生理论框架。随着历史不断向前发展,参与研究养生的人越来越多,加上一些传说不断充实养生体系,使之形成色彩斑斓、千姿百态的理论与实践宝库。
自古在养生的方法上有各自的主张,《黄帝内经》和《子华子》主张以“动”养生,尤其是《子华子》主张“流水不腐,以其逝故也;户枢不蠹,以其运故也”,强调通过运动保持气血流畅非常重要;而《老子》、《庄子》和《管子》基本主张以“静”养生,《老子》甚至明确反对运动锻炼,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刻意去强身,表面上看似强壮,而实际上却向着衰老而去,这是不明智的,应该停止。
我在人体工程学近三十年的践行中对养生的体会是,应该有系统的解决方案,但要“因时、因地、因人”。 同样一种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原因;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地域生病,原因也有不同。所以应对的动和静是截然不同的。古代养生大家,如汉代的华佗、唐代的孙思邈。他们的养生理论来源于前人养生经验的总结,且在自身的养身实践中不断调整这些理论,他们并不赞成千人一律的养生方法。晋代的养生家、医学家葛洪明确提出养生的方法多种多样,每个人应选择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同时养身应把握一个度,适者即用,不适则废。
这一切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养生知识有限,很难把握,但对养生又呈现出超大的需求。在此背景下,很多伪养生大师打着“中医世家”、“得道高人”等幌子,上演了各种各样的怪相。从绿豆“神医”张悟本,到生吃泥鳅的“健康教母”马悦凌……随着养生热的兴起,千奇百怪的“养生大师”应运而生,以“养生之名”,行欺骗消费者之实。
“神医”漫天飞,“大师”满街跑,似乎谁都可以从医,谁都能够搞养生,在宣传图片上竟然有在人身上拔上十多个火罐,在人身上扎着几十根针灸,从专业角度看,简直让我瞠目结舌。在养生乱象背后,反映出国民对健康长寿的强烈追求,也揭露了中国文化的缺失及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管不力。
李建军写于中国文化研究会
2015年9月14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