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是渊源有自的，是泽古功深的，有古法，有传统。他的绘画，近师当代名家，远学明清宋元，有规矩法度在先。其次，是他能够学古人而不拘泥古人。对于传统的传承，建博君是深谙“遗貌取神”之道的。黄宾虹先生曾经深情地讲，“东方文化，历史悠远，改革维新，屡进屡退，剥肤存液，以有千古不磨之精神，昭垂宇宙”，就是在突出地申明绘画创作中的这一“肯綮”之处，“剥肤存液”的要义也就是在于一个“化”字。而建博君绘画的过人之处，即在于他的“化”的功夫十分神奇。在他的笔下，既有宋画的东西，讲究法度画理；亦有元人的超诣，追求文人画的韵致，讲究笔墨之道；有明人沈周、文征明画风的沉蕴含蓄，也有清代“四王”画风的温醇典雅；然后将这些一一收纳于心，再经过自己“心灵的酝酿”而“化”为“己法”，令古人皆为“我”之所用，从而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我”：笔墨既深含传统的底蕴，每一行笔每一运墨都自有法度，但是建博君又做到了“我使笔墨而非笔墨使我”，如同老帅用兵一般的运筹帷幄得心应手。其三，他的绘画创作非常注重中国画的写意性，绝非世上那些“以目作画”的画家那般斤斤于形似，那般追求“镂刻刻画”，那般为“造物所役”，眼中有物而心中无物，虽然人在万物中而心离万物去。建博君所看重者是要做一位“通天尽人”的画家，是以意趣为尚以心作画。大痴道人说，“画不过意思耳”；倪迂一生清雅高洁，所画都是“逸笔草草，聊写胸中逸气”；明末董其昌更是大张旗鼓地提出，“宇宙在我，万化我出”，将“心为万物主宰”的“心学”作为自己绘画的哲学本源，高高树立画家自身的主体意识，以一心去统领万物，将万事万物都统领于心，而重新去融汇、铸造——“化”，使“客体”的造化成为“主体”的造化，造化之秘皆在“我”心，皆由“我”出。建博君的画，已经深得此中之“三昧”，他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所营构的山水图像，都充盈着中国文化——儒释道思想的精髓，都呈现着这他这个“我”对于造化之秘的理解与表现，所以他的画，其笔墨、其意境、其图式都极其个性化，充满了难以名状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