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偏执狂方法表现在具体的美术创作上，就是在寻常世界中获得事物的双重图像。“即一个物体呈现不经任何形体或解剖上的变动，能同时成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物体的呈现，这另一个物体未经任何变动或异常，完全没有动过手脚。（《腐烂的驴子》）”一旦获得了这样一个双重图像，再次运用偏执狂方法观察又可以获得第二个双重图像，如此再次成为新的启示，这样不断深入，就能达到谜一样的超现实境界。对达利作品比较熟悉的人肯定明白双重图像之于达利的意义。他作品中那些由人体组成的骷髅，像奶油一样融化的时钟，如大树一样的人脑，以及《有伏尔泰胸像的奴隶市场》中由两位修女组成的伏尔泰像等等都是典型的双重图像。

他对毕加索的立体主义进行了改革

达利对双重图像以及因巧合而罗列在一起的图像的偏爱可以看作是对毕加索立体主义的新改革。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将画家在不同角度观察到的影像重新排列而获得一种静态多维空间的作品。达利不满足于描绘同一种事物的不同侧面，而是从错觉中寻找事物的两种不同表象，或因巧合造成的空间和物体的双重结构。达利可以看作是对毕加索的一种超越，并不能与毕加索完成的现代艺术革命相比。

毕加索将传统美术从单纯注重视觉感性带入到注重图像理性的境界。西方的传统美术都是视觉化的，无论是古典时期的形体和色彩、文艺复兴时期的空间和透视还是印象主义时期的阴影和光线，都与视觉有关。西方美术在印象派之前可以说是一种纯粹的视觉艺术，一个艺术批评家首先要见多识广，其次要眼光独特，然后才能获得高人一等的结论。但是毕加索却将这一切改变了，他将艺术带进了一种唯有依靠理性才能理解的艺术世界之中。可以说，西方艺术因毕加索的创作尝试发生了质变。

美术史中这种从感性到理性的质变也发生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中，但过程恰好相反。中国是从理性到感性。中国美术从一开始就不重视视觉模仿，而是强调理性安排。中国画的章法和笔法都是使画面高度系统化的理性。中国传统经典画家画面上所有的一切都要从理性出发并最终组织成一个完美的图版。山水树石，花鸟鱼虫、飞禽走兽、人物楼台、居家器物各有其笔法，所有一切都要有条理地布置在画面上。即便是写生，也要使画中每一细节与之前习得的笔法相配合。没有笔法章法单纯模仿视觉的画则一直被认为是低级的。但是到了近代受到西方美术的影响，反而强调素描起来，从注重理性又走回到强调视觉感知的道路中，说起来倒让人有些感慨了。

当然中国传统画家心中的理性与西方现代画家心中的理性不一样。中国画家强调的理性主要是“道”和“法”两类，即事物自然形态以及布局的章法和描画的笔法。这种理性相对来说比较刻板，始终要以自然为师。西方现代画家的理性并不是指向自然之道和创作之法，而是种种在图形图像呈现方式上的创意，或者是围绕着某类神秘主义象征而安排的奇异图景，不同的理性因而形成不同的图像流派，如立体派、超现实主义派、未来派、构成派、抽象派、波普艺术等等。每一派都遵从一种偏执的理念，并把它们看成自己的精神乌托邦。

亢奋的情感是他偏执狂想的来源

在现代美术史中，达利、毕加索和马蒂斯是最耀眼的三位大师，其中又以达利最喜欢故弄玄虚愚弄公众，特别是在成名之后他几乎只向人展现自己玩世不恭的一面。说这本文集保留着他的那份虔诚主要体现在《绘画的新界限》这一篇文章中，这是他极少细心做辩证并得出中肯之论的文章，文中借助批判一位不懂现代艺术的批评家贝内来阐述他对现代艺术的定义：“（现代艺术）要成为经典，不是靠感知，而是靠精神……”而且指出“那种从感知及感觉结果而产生的感知艺术（传统美术），起源于威尼斯，在荷兰与西班牙有了较具体的定义，表达手法得到了极致的发展，但在法国的印象派中产生了最终的结果及可能性。”这两个纲领性的论断都显示达利对现代艺术准确而精辟的理解。

达利清楚现代艺术应该弱化视觉感知逼真性而强调理性，但这不表示在追求理性的同时也要抛弃抒情性，就像同样以错觉和幻象作画的版画大师M.C。埃舍尔那样。达利与埃舍尔不同，他还要从幻像或错觉中寻找激发自己的情感。他画中的物品再悖谬、荒诞、奇幻都仍然饱含着某种情感的张力。与此相对应，在这本文集中有不少是以白日梦或意识流为内容的散文包括一些诗都只能称为一篇篇荒诞无稽的狂想，不过无论它们多么难理解，其中总存在一股清晰可辨如捉弄人的顽童才具备的亢奋情感。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清楚，这种亢奋的情感正是他各种偏执狂想的来源，也是他自身最虔诚相待的那份天才。偏执和虔诚恰好可以看作是达利人格的双重图像。

书评人 张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