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指出的是，在晚明具有个性风格的书家群体中，倪元璐是相对特殊的一位。尽管他的书法造诣和声望都达到相当的高度，然而对于此道，他似乎并不像张瑞图、王铎那样投入和耽迷。相比之下，张、王更接近于是纯粹当行的书法家，而倪元璐则把精力主要投入到立德建言、为官施政以及研究学问方面，书法只是陶冶情操的余事。在这一点上，他与视书法为“学问中第七、八乘事”的黄道周堪称志同道合。由此可以推断，倪、黄与张、王在大节出处上的殊途，亦非偶然。因此，倪元璐的作品存世数量要比同时其它书家少许多，而像此卷这样的书画合璧之作更是稀如星凤。不过这种情况丝毫不影响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和名望，相反，在推崇人格、修养，注意大节、义气的文化传统作用下，倪、黄的书画作品因其作者的历史地位及影响，更受到后人的珍爱与追捧。

此外，此书画合璧卷后面的题跋题诗也很有价值。最早的题跋者是清初何兰旌，据其跋中自述，其“外母”是倪元璐侄女（按古人称岳父为外父，“外母”当为岳母），又与元璐长子倪会鼎（字子新）为同窗，故“见文正公墨迹甚多，亲文正公亦有年”。他的题跋与钤于卷中的印鉴，对于此卷的真实性是有力的证明。在何跋之后题诗的金蓉镜等七人则皆为民国诗坛名家，所题诗词无不充满对倪、范二人忠贞、刚烈的赞颂以及壮志未竟，颓波难挽的感叹。联系到诸人中不乏清朝遗民，时当改朝换代不久之际，面对明朝忠烈遗墨，比照眼前时事，所作自然是触动内心的有感而发。于是这些文字更丰富了此卷的内容蕴含，同时也给后人的欣赏、解读拓宽了理解和联想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