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研究中被遮蔽的有关蒋氏失节之史料以笔者知道的还有：蒋兆和与日伪高官们的关系，如为冈村宁次前任、前“驻华北最高指挥官”之多田骏（日军大将多田骏，1945年被远东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百团大战”期间日军最高指挥官）画像，为大汉奸殷同画像，为邢台“剿匪司令”高德林画像；蒋兆和1940年参加“教授观光团”赴日“观光”，他回国后在日伪中央电台的公开讲话及内容还待曝光；蒋兆和东京办展“颇得彼方朝野推重”，蒋亦自称“这次去日本对中日文化交流有莫大裨益”之真相；蒋兆和对《群象图》（即《流民图》）创作原因、创作过程、创作目的的自述，《流民图》在北京太庙展出过程，展览中之全部细节（例如闭展是半天后还是三天后），及其整个过程中日伪高官包括殷同，川岛芳子弟、妹在内的重要人物的鼎力支持；1944年《流民图》上海展览，这次展览又受到汪伪政府代主席、二号人物陈公博（汪精卫去日本治病后死于日本），汪伪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日本公使宇佐美等一批日伪顶级高官的公开“赞助”支持（《申报》1944.8.3）；发动侵略战争的日伪高官何以要如此支持这位画战争难民的画家，何以要给予他如此厚爱，这种支持赞助与当时日伪政治文化背景的直接关系（此处限于篇幅不展开）……这大量的史实或细节，或被完全隐瞒，或闪烁其辞，或被主观另“析”。蒋兆和及其《流民图》算是一桩被遮蔽得严严实实的史学公案。史学研究中一手遮天的现象是暂时的。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你不说，不等于人家也不说；今天不说，不等于以后就永远没人说。《流民图》的故事讲了大半个世纪，今天又出新的版本就是例子。

二、沦陷区人民的生存权与卖国求荣失节行为的混淆

在对蒋兆和抗战时期的行为评价和对《流民图》的评价中，一种突出的倾向即对蒋兆和人生际遇的同情及创作倾向的高度肯定。因蒋兆和自己抗战胜利后对自己在抗战时期贫苦无助、生不为继、无奈与被迫与日本人合作，作了大量的主要来自其本人而未予证实的描述，而蒋兆和研究者也有意或无意地以此为据，在近日的会上也仍然在渲染蒋氏的贫困潦倒，因而早已形成几乎所有的蒋兆和与日本人的合作都是这种因生活所迫的不得已：如为日本人和汉奸画像是被迫，去日本办展是被迫，《群象图》在太庙办展是被迫，参加教授观光团在日伪电台讲话也是被迫，就连蒋兆和自叙《群象图》创作经过之自叙也归于被迫，发表作品旁的反共反苏口号及其他任何附文均与其毫不相干……善于同情的国人对这位因同情穷苦人而创作的、具有人道主义创作倾向且专业上又极为优秀的画家自然充满无尽的同情。这样，就算是我们用史实证实了蒋兆和严重失节的行为，人们也看到了这种失节的事实，仍难摆脱对即使是有严重失节污点的蒋兆和的同情。即使对因贫困而依附日伪汉奸的合理性可以质疑，但此处要说的是，连蒋氏的贫困也是来自其自我口述和被研究者遮蔽了实情的假象。

蒋兆和这位自学成才靠自己的能力打拼的艺术家的确不乏其人生中有过贫困的阶段，但在抗战时期可绝无今天人们从蒋兆和自述中想象出的那种贫苦无助到忍饥挨饿，为生存之最低需要被迫与日伪合作的处境。抗战时期的蒋兆和应该是中国美术界与日伪精诚合作最“成功”的典型！他为不少日伪当局高层统治者画像，且他们之间亦绝非画像付钱的纯雇佣关系。与殷同的密切关系可由蒋兆和《群象图》略述为证，而与多田骏的关系可由下例事实为证：在东京办展时，“前驻华北最高指挥官多田骏氏于第一日亦到场参观，并将其旧日收藏蒋氏作品《骑竹马》及多田骏氏画像临时参加陈列，以襄盛举”。在日期间“日本朝野名流倩其画像者甚多”（《军报》1941.11.10）。蒋兆和东京办展一事的严重失节行为至今未被人们所关注。这次展览是在多田骏的后继者冈村宁次在与国军进行长沙会战与在扫荡敌后根据地中执行惨烈的“三光”政策的背景下进行的。在这段被严重遮蔽的史实中，多田骏在开幕第一日就主动把当年蒋氏为其作画像及对蒋氏作品的收藏送至蒋兆和东京展中“以襄盛举”，人们不可以从中品出两人关系之密切程度么？这类关系中还有前述陈公博、梁鸿志、宇佐美等日伪高官。至于让其参加教授观光团且在日伪中央电台讲话，让日本帝国画院院长邀请蒋兆和去东京办展，让横山大观、中村不折等日本画坛执牛耳者群体出席蒋的画展，且办展期间一直有日政府指派之美女跟随陪伴……这可是日本政府给被侵略国艺术家最高规格也最优厚的礼遇了！日占区除周作人这类直接在汉奸政府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之职的文艺家外，沦陷区文艺界中人与日亲善还有谁能出蒋兆和之右！受日伪当局礼遇到如此地步的蒋兆和可能是一个忍饥挨饿饥寒交迫至无法为生的可怜的艺术家，以致被迫失节亦可同情的人吗？做了那么多与日亲善行为的那时的蒋兆和当然早已被日伪回报成为文艺界明星般成功人士。你去查查当时的报纸，三天两头都有蒋兆和的报道，有蒋兆和西装革履风流倜傥意气风发的照片，有他的作品的不断发表，连其在颐和园划船，在六国饭店结婚，均一一报道。其情态与今天媒体追逐明星一模一样。请你理智地想象一下，在日伪统治区中这样一个大红大紫受到日伪政府高度关怀且亦为日伪作出众多贡献的艺术明星会贫困至忍饥挨饿？光《流民图》的创作费用，汉奸们就资助了不少。如殷同资助了两万元！“某君”此后又资助数千元。这还光是《流民图》创作一笔经费，蒋氏收到的“赞助”、画像的收入多的是。这些钱是什么概念？以距北平不远之天津为例。1939年天津伪政府公务员之局长秘书长一类高官工资为每月500-560元，科长及处长一类每月180-300元，一般雇员仅20-38元。而一元钱当时能买到大米4斤或白面8斤。（任利平《日伪时期天津中下层公务员研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3页、18页。）有成千上万收入的蒋兆和会是穷人？还会饿饭至难以为生？我们还是以史为证。1941年（又恰恰是《流民图》创作的时候）有媒体采访过蒋兆和，且以“成功的艺术家蒋兆和先生”为题描述过蒋兆和的生活：人们“渴盼着知道一些关于他的生活的情况吧？报告您吧，他是很好的。”怎么个好法？喝酒，听音乐，溜冰跳舞，“打麻雀”（一种棋牌），自称“失意时，嫖过，赌过，喝过大量的酒”“喜欢玩，只要好玩，无不喜欢”（《新民报半月刊》1941年第3卷第7期）……你见过穷到如此衣食无忧只知好玩只知吃喝嫖赌的“成功”的穷人么！但这些内容大都被以后的蒋兆和自己和研究者所屏蔽。他们共同给我们精心打造出一个生不为继、食不果腹、为生存最低之需被迫处处与日伪合作，可怜至极因而值得原谅值得同情的蒋兆和及《流民图》背景。换个角度，其实，正是为了在全中国人民于战争的水深火热煎熬的时候可以求自己的“好”，可以去痛痛快快喝酒、听音乐、去溜冰跳舞打麻雀，去嫖去赌去好玩，蒋兆和才与日伪高官纠缠，才欣然接受日本帝国画院邀情风风光光去东京办展，才去参加教授观光团，才去日伪中央电台讲话，蒋兆和及其研究者向善良的富于同情心的人们撒了一个弥天的大谎！又想想同一时间同一沦陷区闭门谢客的齐白石，拒绝日本人祝寿的黄宾虹，冒死出逃的张大千，蓄须明志拒绝演出的梅兰芳……蒋兆和这位在日伪统治时期混得如鱼得水大获“成功”的丧失民族气节者，居然又在后来历次抗日的纪念中占尽风光！因为有人硬要把这位丧失民族大节到如此地步的蒋兆和捧成“爱国”且“伟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