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说话 用史实发言

——对《流民图》扑朔迷离认识的几点思考

□林木

因我一篇短文《“为尊者讳”的恶劣学风》简要地提及《流民图》为日伪汉奸文化服务之真相，竟引来一些人的尖锐批评。此事与国家民族尊严相涉的极端严重的政治性质使《流民图》的价值判断问题早已超越学术之争，加之此事还涉及到中国抗战文艺的总体形象问题，使作为美术史学者的笔者不能不有所应对。如果蒋兆和及《流民图》依1979年10月6日中央美院党的领导小组在“相信本人交代，历史清楚”后得出的结论是“现实主义的、爱国主义的作品”的话，那么这幅作品将因其质量、体量、情感的人道主义的震撼力而堂而皇之地占有中国抗战美术的典型及当然代表的特殊崇高地位，一如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流民图》还真的充当了这样的角色一样！大家似乎都因《流民图》中的人民性和人道主义精神而对其大加赞扬，尤其因为此作还是作者冒着危险在敌占区创作和展出的。因为很少有人知道《流民图》的创作与日伪汉奸政权及其政策文化的关系，或者知道了也没人敢说，或者说了没能起作用。当然，当时这种结论，是在对蒋兆和及其《流民图》在抗战期间复杂的背景和貌似人道主义创作性质缺乏研究，仅凭“相信”蒋兆和“本人交待”的情况下作出的，且这种对本人口述的信任又成为后来几十年“研究”的基本模式！一幅如此伟大的抗日杰作怎么可能与日伪汉奸发生关系呢？这个关于蒋兆和及其《流民图》的抗日爱国性质在数十年的“研究”中已逐渐形成成熟而坚定的集体心理定势。现在，这事之真相给摊开了！蒋兆和在抗战期间有严重丧失民族气节的失节行为，《流民图》也就是在这种失节背景中应大汉奸的邀请为日本政府和汉奸政府的政策及文化倾向服务而创作的。这种彻底颠覆性的新的美术史研究成果的出现，使问题呈现出相当的严重性：如果《流民图》是一幅尺寸不大名气也小几无影响的小作品，也就算了；但《流民图》却是一幅影响巨大尺寸也巨大的力作，只要它在展场上一出现，或在抗战美术史上一出现，它就当然地是典型是代表。这样，按照这种新的研究观点，国家的政府的当然首当其冲的中国美术界的尴尬立马出现：中国八年抗战美术最典型最伟大的代表竟然是以当年迎合日伪政府文化宣传政策、反对抗战为目的的作品去充当！其作者也竟然是一位民族大义的严重失节者！这样，事情就闹大了！在国际国内形势要求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正在极为隆重而盛大地举行之时，中国居然要以一幅当年反对抗战的作品冒充抗战文艺的伟大经典！这就不仅是超级滑稽的政治笑话，而是一种严重的国家性质的政治错误和文化讽刺！——谢天谢地，中国美术馆及其主管部门及时而果断地避免了这种曾经犯了半个多世纪的错误，避免了这种政治上的超级尴尬！但《流民图》此次未能参展之后，围绕该图的讨论还在极热烈地进行，一次一定规模的《流民图》研讨会近日仍在维持其抗日爱国的基调中我行我素地进行，不少媒体亦在正面角度大加宣传，颇有对《流民图》未能参加此次抗日庆祝活动对相关部门作无声抗议之势。

此事在历史上的来龙去脉差不多已摊开，基本史实已初步弄清，但从目前讨论的现状看，对抗战时期蒋兆和及《流民图》的评价还十分复杂。

一、《流民图》研究中史料的选择性遮蔽与隐瞒

此事复杂的学术性使研究者必须在原始资料的寻找上亲力亲为，加之蒋兆和自己不愿涉及往事，故研究者极少，学术研究的严重缺乏，加上个别研究者在史料发布时有意的选择性遮蔽与隐瞒，与该研究在人际关系上极端的敏感性，都使《流民图》的研究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在这次讨论中，刘曦林先生及与会的一批作者一直在回避我提供的蒋兆和及其《流民图》涉足汉奸文化的确凿而严峻的史实！我以前也一直希望刘曦林先生那么坚定地认为蒋兆和《流民图》是爱国主义性质，是因为他不知道某些史料，或对某些史料发掘不够而导致的。但事实上，我的愿望是错的。专门研究蒋兆和数十年，几乎是此领域唯一专家之刘曦林先生本来是占有大量历史史料的。但他不把那些对蒋兆和及其《流民图》依附汉奸文化有关的证据资料拿出来。即使不得已，也处心积虑加以遮蔽。以去年出版的《蒋兆和研究》（刘曦林选编，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10月版）第62页为例。该页有1943年10月30日《实报》关于《群象图》办展的报纸版面图片的插图。该版面插图中共有三篇文章，其中载有对《流民图》创作史实及性质、目的交代得最原初最直接最清楚因此也是最最重要的蒋兆和《我的画展略述》文章，但这个全书中本来最最重要的插图居然是这本厚达近700页、近百幅插图的书中最最小的一幅！在这本大16开（即普通杂志开本）的书中其他插图均占据如全版、大半版、半版或三分之一版面的情况下，这个最最重要的插图却极为反常地被安排为火柴盒般大小！这与我在15年前为让读者察看清楚起见而在大32开本的书中以此图作整版插图形成鲜明对照。更为意味深长的是，刘曦林先生依该书体例应对该版插图中的文章作文字的实录，我当年是因为“由于蒋氏此文对廓清《流民图》历史迷雾几乎是唯一物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所以全文引载如下”（林木《20世纪中国画研究》第502页，524页，525页，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1），而对蒋兆和的该篇文章作了全文的记录。而刘曦林先生，不仅安排此插图小得让你看不清，在实录文章内容时，他亦舍弃具极重要证据作用的蒋兆和自己的文章而录内容与《流民图》创作始末无关的《前言》和《为蒋兆和题穷民图引》！这样，《流民图》展览的史料刘曦林先生似乎没有隐瞒，但小火柴盒般的插图让你什么也看不清，而他录入的其他两段文字也让你莫名就里……这样精巧的机关设计不涉专门研究的常人乃至学者根本不可能看出。况且蒋兆和研究的专家又只有他一人！而几十年来，普通民众知道的抗战时期的蒋兆和及其《流民图》，就是此先生如此精心剪裁修饰伪装打扮后再捧出的完美的“现实主义的、爱国主义的”抗战美术伟大代表的形象！这位专家及其蒋兆和《流民图》研究，是当代史学研究中刻意歪曲历史严重误导社会，差点酿成恶劣的政治错误（如让《流民图》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美术作品展”）的典型范例。目前社会上形成的关于《流民图》的普遍观念，就是这种片面的主观的有意遮蔽的史学研究刻意误导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