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民国中西绘画“结婚论”及其当代问询）

傅抱石早年写就的《中国绘画变迁史纲》被学界认为是20世纪前期国人原创的凝结着浓郁民族主义色调的美术史代表作之一。著者观点锐利，爱憎毕现，理性阐析中，常以充沛的情感运之，恰与傅氏二十几岁年龄之喷薄血气相表里。他高倡中国绘画的“民族性”，指出“拿非中国画的一切，来研究中国绘画，其不能乃至明之事实”。书中某些段落读来颇有趣味，如他臧否当时美术界的一些论争现象时说：“还有大倡中西绘画结婚的论者，真是笑话！结婚不结婚，现在无从测断。至于订婚，恐在300年以后。我们不妨说近一点。”读至此处，甚觉幽默，似不符常规学术文章中的遣词用句，而是性情骤发，快意驱驰。本着职业化的考证癖，常思索这一“结婚论”溯源何处。

近日偶读滕固文集，发现他曾于1925年4月为沪上洋画家联合展览会撰《洋画家与国民艺术复兴》一文（刊发于1925年4月12日上海《时事新报》附“艺术”周刊第98期），开篇即讲：“甲国人与乙国人结婚，诞生的儿女，有独特的智慧和优美的面容，这就是混血儿，世人所不惜赞叹的……这种状态，我们在历史中也可以求到。甲国文化与乙国文化接触后，所产生的新文化，发出异样的色彩。”紧接着举出西方和中国艺术史上的若干实例，推断出“十数年来，西学东渐的潮流日涨一日，那么绘画上容纳外来情调……当是一种国民艺术复兴的征候”之结论。

恍然有悟，原来傅著极力反对的“结婚论”出自滕文。理由是，滕固于1924年3月自东京私立东洋大学毕业回国，任教于上海美专，当时已是蜚声国内的艺术学者。故而，这篇文章在业内应该会具有一定的传播广度并产生影响。而傅氏《史纲》一书于1929年写毕，在时间上存在前后顺序，故而傅氏很大程度上读过滕氏此文并对其“结婚”的说法留下深刻印象，他所提到中西绘画“结婚论”的观点极有可能是出于斯。

不过，潜思细辨可知，滕固文中所说的不同国人结婚，还是为异质文化之结合做的铺垫，强调的还是随后表达的对中西文化彼此交融的标举和推崇。这种思想在其名作《中国美术小史》中也曾坦露：“历史上最光荣的时代，就是混交时代。何以故？其间外来文化侵入，与其特殊的民族精神，互相作微妙的结合，而调和之后，生出异样的光辉。”而傅抱石对滕文的这一表述似有断章取义之嫌，省略了其从人到文化再到绘画的行文理路，而直言中西绘画之“结婚”。换句话说，如果傅氏的这个“反结婚论”果真是针对滕文而发，那么后者显然有被屈枉之感了。

这个猜想完成之后，我们重新回味一下中西绘画“结婚”问题，发现其中值得探讨的东西依然不少。笔者阅读虽有限，但据常识推断，民国时期谈中西绘画“结婚”问题的文章应不止于滕、傅二者，它们在这一名目下构成当时中西文化思想碰撞大背景下生成的若干论争之一端。其实，民国画界很多曾探讨过的问题，在那一时代里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或者只是开启了一个头绪，百年贯通而下，到眼下依旧存在并自然延续着，这个问题也不例外。即便说傅氏当年这个提法并非高度严谨的学术话语，而一旦它沉入艺术史，我们就完全有理由依循它开启若干有趣的想象——既是结婚，定有男女身份之别，“中”与“西”孰男孰女？既成男女，则阴阳刚柔自分，孰刚孰柔？或孕育子嗣，其后代状貌、性格怎样？等等。本文并不想将这个话题直接引向中西绘画交互影响、彼此促助或到底谁优谁劣等极难生成统一认识的宏观讨论，只想就事论事，浅议辄止。

细览今日画坛，中西绘画“结婚”了吗？我们发现，之前的诸多分歧和担忧并未消弭，中西绘画到底能否“结婚”？如果可以，以何种方式完成？时下一些非中非西的绘画是否就是两者“结婚”的自然或必然产物？多数中国画形式与西画观念结合的“泛传统型”中国画真的就是“结婚”的唯一常态吗？这些复杂的问题都还需要我们把思考深入到当前中国画创作实际中进一步辨析。

20世纪美术史中，中西方的问题是所有研究者必须面对的思考情境之一，但这个问题容易流于宏大进而不易把握。今天的美术史研究急需一份扎实而细化的态度，敏锐地捕捉宏大体系内某些能够回归历史真实并颇具探究意味的微观问题，点点滴滴地考证与释说，这样得出的结论或许更能为当下纷纭的美术现状提供某些可靠的支撑。民国中西绘画“结婚论”或许如是。

（文章来源： c 作者：张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