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初，应义乌市领导的邀请，专程去了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义乌双林禅寺。双林寺对我影响至深，是因为这里是头戴道帽、身穿袈裟、脚穿儒鞋傅大士的祖庭。但是，当我看到双林寺的现状，我心里也非常沉重，由于历史上的种种问题，在丛林设置、地方关系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为此我还专门致函浙江省有关部门，希望政府能为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佛寺保留及发展予以关心和支持。今天为央视微电影宗教文化频道《上善而行一一中国三十位大德高僧巡礼》纪录片开启拍摄，又选择了义乌双林寺作为《上善而行一一中国三十位大德高僧巡礼》片头和片花的主要取景点，所以一早由金华赶到双林寺。下午，我与央视宗教文化频道的同仁又去了地处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曹宅镇北的大佛寺。

一天走访了二个义乌双林寺和金华大佛寺，但全程陪同我的是金华市博物馆馆长徐卫先生，让我又瞩目到具有八婺地方文化特色的婺州窑及中国高古陶瓷的文化话题。凭心而论，我也被徐卫馆长对浙江地区的越窑，龙泉青瓷，南宋官窑的研究和执着所感动。

徐馆长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文博专业，年仅比我小很多，但有三十余年的考古经验，专长于文博领域的理论和管理，特别对婺州窑的研究，具有独到的见解。从聊天中获知，他对于中国晚清书画及晚清到民国年间珠山八友的瓷器的鉴定，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的。

从瓷器的分类来看，此前，在我眼里全是越窑，但能从越窑系中辨识出婺州窑，显然是徐卫馆长给我的震撼，但是，从文化意义上论，我们却有着非常多共识。婺州窑，产生于浙江金华地区的金华、兰溪、义乌、东阳、永康、武义、衢州、江山。以青瓷为主，还烧造黑、褐、花釉、乳浊釉和采绘瓷。始烧于汉经三国，经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到元，盛于唐、宋，终于元代。唐代婺州窑以出产茶碗出名，陆羽《茶经》把婺州生产的青瓷碗列为第三位。器形有碗、多角形短流壶、双耳罐、黑褐釉及青釉褐斑蟠龙纹瓶、青釉褐斑瓷瓶、青釉双系瓶、堆塑瓶、四柄瓶、枕等等。

在婺州窑生产的瓷器品类中，冥器生产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这对我研究的民俗、民习、民风是一个极大的实证资源。加上我在研究中国丧葬文化的见识，对冥器的器形、纹饰、寓意所折射出的民间丧葬习俗以及明器制度、历史文化环境是我最有兴趣的一个重点。 

《礼记:檀弓下》有云:“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冥器又称作为“明器”、“盟器”，是指专为死者随葬而制作的器物，其使用功能主要是用以安慰死者之灵魂。 

我国古代的明器制度，受到国家朝庭典章礼制和民俗、民习、民风的双重影响，也可以说这两个因素在左右明器制度的发展。秦汉时期，明器以模拟日常生活器物用具为主，如釜、灶、缶、盆、兵马、人俑，以及反映庄园生活的成套楼房模型等。东汉后期又出现了镇墓瓶等特殊明器。这一时期，婺州窑所烧制的冥器典型器物为五联罐。魏晋南北朝时期，明器制度在两汉基础之上，出现了胡人等外邦文化的特点。明器不仅因需求的激增而产量大增。同时在器形上出现了男女俑、尖头船形灶、猪圈、狗圈等。婺州窑中典型代表器物为于肩部及顶盖堆塑各种人物形象、楼台馆阁、长廊屋舍的青瓷堆塑谷仓。隋唐时期，中国的明器制度则出现了以封建朝庭法令典章制度形式来规范执行。如《唐会要·葬》就对各级官员身后之事的陪葬

宋元之时，我国的丧葬明器制度以及丧葬习俗均受到了佛、道两大宗教的影响。婺州窑因其地理位置接近道教的南宗圣地江西龙虎山，所以受道教文化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当时婺州窑主要生产的冥器产品有:谷仓、多角瓶、五管瓶、龙瓶、龙虎瓶、堆塑塔瓶、堆纹瓶等。 

以人体工程学的天、地、人三者交互系统为尺度，可以清楚的丈量出明器中造型、纹饰无一不是贯穿于亡灵、后代、天地三者的互通系统。不仅要让亡者得以入土为安，也让健在的后人能获得先人的祖荫，乃至消灾避祸，收获吉祥。

我与徐卫馆长在婺州窑上有了共同的兴趣点，虽然是初见，但在学术探讨上能推心置腹，我们约定，在婺州窑的选题中，我谈文化，他说考证，可能会有珠联璧合之效。

李建军写于金华

2016年3月30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