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海强

欧洲艺术博览会近日公布2015年全球艺术市场报告，称2015年全球艺术市场的销售额自2011年以来首次下跌7%，中国艺术品市场大幅下跌，总销售减少23%，不到2011年巅峰时期成交额的一半，中国艺术市场总销售额去年创7年新低，由全球冠军宝座跌至第三位。

3月26日，第四届香港巴塞尔艺术展落幕。主办方表示，本届展会共吸引逾7万访客入场，人数创下新高。

爆棚人气能否置换成等量的成交额？能否刺激中国艺术市场的回温？换句话说，中国艺术市场能否借这种人气迎来春天。

欲说当前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春天还有多远，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民国时代的收藏。

战火中的民国，收藏风气盛行，造就了大批名声大噪的收藏家，他们收藏的逸闻趣事流传至今，他们因爱而藏，为藏而专，不仅保存下重要的历史文物资源，还使得这些文化遗产在他们手中发扬光大。

在这些收藏家中，既有专注于文史研究的专家，也有醉心于收藏的官员，还有金石书画闻名于世的艺术家。而庞元济、张伯驹、张大千、吴湖帆、张珩、王己千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收藏富、品类精、影响大，被誉为“20世纪字画收藏六大家”。

民国时期的收藏家，不仅收藏数量庞大，在遇到古代艺术精品时，更是不惜代价。收藏家张伯驹不惜重金，其藏品多是国宝级别，且是中国现存较为古老的绘画和书法。张伯驹从30岁涉入收藏界，出手就是顶尖级藏品。他曾以当时6000大洋购得北宋范仲淹《道服赞》、6000大洋购得杜牧《张好好诗》。张伯驹还因抵押家中房产，以7000大洋购得展子虔《游春图》一事，得别号“游春主人”。

　　民国收藏家本身具有深厚的文史功底和鉴藏知识，明艺理、通辨识，对中国艺术史了如指掌，具有极高的鉴赏能力和高雅的审美趣味。在诸多民国收藏家中，很多都具有传统文人的素养，擅长填词、唱戏、书画，且对收藏的艺术品类颇有研究。他们不仅留下一个时代的收藏符号，更留下了高品位、高格调、高境界的收藏文化形象。

与此相比，当今艺术品收藏市场似乎就只剩下这些让人们津津乐道：2011年，中国艺术品成交额跃居世界之冠；齐白石《松柏高立图》4.255亿元成交、黄庭坚《砥柱铭》4.368亿元成交等一个个天价案例；电视台“鉴宝”栏目火爆，炒作艺术品可以一夜暴富，由此引发“全民收藏”。

当然，还有似乎在监管视野之外的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诚信缺失，有操守和良知的艺术家无人问津，而花钱买有各类证书的“专家”却生意兴隆；有些企业拿着艺术品估值鉴定到银行抵押，骗取高额的贷款；信息不对称情况严重，缺乏有公信力的鉴定机构；在巨大利润驱使下，造假和仿冒早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拍卖市场“假拍”和“拍假”、赝品等现象屡见不鲜……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靠一个展会的人气迎来中国艺术品市场春天的想法，在笔者看来未免天真。艺术品价格曾经火爆背后的买家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是“雅贿”人群，二是土豪，三是投机客，四是真正藏家。前两者不论艺术品好坏，只看艺术家名头和艺术品是否价高。前两者可谓推高艺术品成交额的“功臣”。投机客则在那几年房市调控、股市低迷、投资通道不畅的情况下，抱着一夜暴富心理，迷惑着加入了艺术品投资大军。此类人群虽据媒体估计以“千万计”，但对于中国艺术品成交额跃居全球之冠这个大局来说，多数只能算是群众基础。那些真正藏家则只能做点捡漏工作。

随着不断爆出的“假鉴”黑幕，让投资客们看到了艺术品收藏的凶险，只得“身后有凶频缩手，眼前无路猛回头”。真正藏家则在大市不景气、市场鱼龙混杂的情况下，只能更加谨慎地捡漏。尽管有土豪这只“独翅”鼓弩为力，拍卖出了潘天寿《鹰石山花图》2.7945亿元、李可染《万山红遍》1.84亿元、李可染《井冈山》1.265亿元、齐白石《“叶隐闻声”花卉工笔草虫册》1.15亿元等多个高潮，过亿元成交的拍品数量也明显超过2014年，但2015年中国艺术品市场这只“巨鸟”却终于没能飞起来。

“巨鸟”之所以飞不起来，归根结底在于文化情怀的缺失。笔者认为，当艺术家不再需要靠请老板“做局”而胜出时，画廊、博览会不再需要靠炒作、忽悠而行销时，艺术买家不再需要像某些土豪说的“只买贵的，贵的才真”而出手时，鉴定者不再给钱就“看真”时，造假者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时，拍卖行不再“假拍”、“拍假”时，艺术评论家不再给钱就写、一写就捧时，人皆唾弃那些靠杂耍起家的江湖艺术家时……关键是，当“全民收藏”为了投资收益的同时更为了一份文化情怀时，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春天也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