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丙申年的生日。我在六十甲子做寿的时候,中国文化研究会与亚太城市发展研究会为我举办了六十甲子宴,当天,年迈的母亲远从深圳赶到北京,她要见证我新一轮甲子的起点,又要开赴厚积薄发、坦坦荡荡的学术新征途。海峡彼岸的台湾各大电视媒体,派来的二十多位记者,用电视记录了我的六十感言:“这是我新的出发日,以人体工程学的学术来推动国学的传承,以传统文化的民俗、民习和民风来服务人类,以我毕生不变的追求去迎接中国文化的复兴。”
在六十甲子之前,我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为人体工程学做了全球性的实践和应用,为新的征途作好了一切的准备,一年365个日夜,我从未停顿和休闲,致力于学术与文化探索。去年,在我生日之际,妈妈又从深圳赶来,在奥林匹克公园内与我一起渡过了我的生日。原定,今天我将去深圳,陪着妈妈一起过我的生日,也就是妈妈的受难日。可是当下堆积如山的工作,让我依然放弃了这个行程,心里总有一些愧疚和苦楚。
用我一生心血积累出来的人体工程学才刚刚向整个社会进发,中国文化的各项推动也刚刚开始起步,微电影宗教文化频道的资源整合才有端倪,所有的工作一一摆在我的面前,新的办公室正在紧锣密鼓的装修之中,个人专属的录影棚正在搭建,全国性的文化项目正在策划、布局的档口,我怎能放下这一切?对不起,妈妈,您要理解了,我就这种秉性,您给了我生命,我把生命给了中国文化及永远造福人类的人体工程工程学。
妈妈不仅给了我生命,她又将外祖父的学术核心传授于我,构成了完整的人体工程学,以符箓为例,当时外祖父认为我年小无还不能担当,都是母亲在我学术有所起色时,一点一点的再传于我。今天,人体工程学已经来到了普及、传授和应用的时点,怎不让我珍惜每一分钟。母亲的心与我连着,她能理解我的心思,所以,今天我可以坦然的选择独自在北京,将生日变成我的戒斋日,新征途的能量补充日,默默的为人体工程学发展和中华文化的复兴祝福。
从4月12日晚上零点,到今天上午10点,我收到了近万次的生日祝福,实在是出乎意外。没有想到,尽然有如此多的朋友记得我的生日,从世界各地发来贺言,接受到大家的祝福。生日是每个人再次出发起点,意义深远。我毕生服膺中国文化,致力于从事人体工程学的应用,每一个生日都是我进发的火箭再次点燃。朋友们的祝福就是我进发火箭的燃料,同时,也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如此多贺信说明我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更多的是期盼和信任。
以人体工程学的学术来推动国学的传承,以传统文化的民俗、民习和民风来服务人类,是我不变的承诺,说到具体的进程,就是要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在当代中国的环境下,中国文化将如何定位,如何让当代所有的中国人真正懂得中国文化,是我当前在一一赋予实践的步骤。我曾带着中国国学思想走出国门,在西方的学术舞台,走了十二年,中西文化的比对下,让我深深体会到,中国文化的浩瀚及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我这辈子的唯一使命。
生日,说的是生,所以昨天我在《李说当然》栏目中,特别刊出了一篇放生的文章“另一种的杀生”,文章获得了非常大的反响,原因是说透了在中国文化缺失的今天,社会所呈现的乱象。身为中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怎不为此担忧?我曾看到众多权贵,将放生之地已经延伸到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住地,将龟、鳖、鱼等都放进了中南海的湖里。且不说这种行为在过去是杀头之罪,就是高度文明和发达的今天,怎么连中国人起码的规矩都没有了呢?当这个湖面充斥着大量的且来路不明的龟、鳖、鱼等,一定会造成整个国家面临更多的问题,让国运遭受磨难。只要具备一点点传统和文化,就会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自律,相信您和我一样,我们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为此着急,但一些愚昧的人依然在乐此不彼,通过托人找关系,想尽办法去共和国的圣湖内放生,用生灵去污浊这片湖面,无怪今天举国上下无大小,无规矩,弃尊严而不顾。
今天新闻中还有一条关于“生”的事件,我国著名京剧大师梅葆玖先生,上月31日因突发支气管痉挛,导致脑缺氧送医院抢救。在他83岁的生命坎口,成了植物人。京剧是国粹,著名京剧大师梅葆玖先生是国粹之宝,当一个国粹之宝遭遇到生命坎口的时候,怎么不见国粹之术、国粹的能人相救呢?一个小小的病因让他成了植物人,现代昌明的医疗技术在哪里呢?中国博大精深的中医到哪里去了呢?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怎不见信息匹配呢?无论是放生中南海还是著名京剧大师梅葆玖先生成植物人,都成了我今天生日的沉思。
人体工程学讲究天、地、人的系统合一,天有天道和天的能量,地有地道和地的能量,人有人道及汇集天地的综合能量。今天的国家繁荣、社会昌盛是天道所致,但江河污染、自然环境破坏是地道的灾难,乱象丛生、不守规矩、道德滑坡、信仰缺失是人道的悲哀。江山易改,中南海可以清淤,但挽救人道的处方是什么?唯有中国文化!
深深感谢朋友们给我的生日祝贺,我将大家的祝福转换成厚积薄发的能量,竭我之全力、以人体工程学的全部学术让中国文化真正入驻华夏子民的心里,让中国文化成为我们生活态度和方式,滋润着每个龙的传人的身、心、灵,这就是我生日的感言。
李建军写于中国文化研究会
2016年4月13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