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禁忌的内容洋洋大观，在大力复兴中国文化的今天，以人体工程学对民俗的研究，我个人认为，禁忌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文化现象。既是“神圣的”或者“不洁的”、“危险的”一类事物，又是言行上被“禁止”或者心理上被“抑制”的一类行为控制模式。

中国历史上究竟有过多少禁忌，可以断言，没有人可以说清楚。但能说清楚的是，在人类的所有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中，你找不出一个没有禁忌的领域。人体禁忌，性别禁忌，婚姻禁忌，房事禁忌，生养禁忌，服饰禁忌，饮食禁忌，祭祀禁忌，居住禁忌，行旅禁忌，语言禁忌，社交禁忌，行业禁忌，游艺禁忌，丧葬禁忌，宗教禁忌，鬼魅禁忌。按照其性质的归类，大体由来有四个方面，即对神灵的崇拜和畏惧，对欲望的克制和限定，对仪式的恪守和服从，对教训的总结和记取。禁忌一部分是建立在常识和唯物层面，另一部分是宗教和信仰的延伸。

实际上，禁忌的原始功能，是出于对人类自身的某种保护——抵御、规避和防范来自有形和无形的危险。但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各种合理与不合理的禁忌，重重叠加在时间的年轮中，呈现在我们面前已经是一片迷茫。如果要破解中国民俗禁忌的核心，无非是支撑着禁忌的三大作用，即预知、制约和禳解。

禁忌属于民俗习惯范畴，并非是某一人发明的，而是建立在一个区域人民共同信仰基础上，是一个社群内共同的文化现象。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大西南发生春旱，人畜饮水都困难。可西盟永广寨的佤族头人却认为是寨子里有人乱伦——违犯了性禁忌，冲撞了天神，老天才以大旱示惩。于是，头人敲响木鼓，众人手持火把和长刀，在寨子里边跑边乱砍牲畜……成为当时一桩极有影响的社会新闻。

以日常餐饮上看，直到今天很多禁忌都是一个家庭规矩的体现，宴席上，一定是主为先，客为后，也是说主人未动筷子之前，忌讳客人先开吃的，这就是“主不动，客不食”。忌在餐桌上先于长辈或老年人盛饭。说到吃饭用筷，更是忌讳一大堆：如在就餐时将筷子长短不齐的放在桌子上，这如同死人的棺材，叫“三长两短”；拿筷子的手势是用大拇指和中指、无名指、小指捏住筷子，却将食指伸出，视为无耻的骂大街，叫“仙人指路”；把筷子的一端含在嘴里用嘴嘬，并不时的发出声响是下贱的吃相，叫“品箸留声”；用筷子敲击饭碗，如同乞丐要饭, 是为人不齿的“击盏敲盅”；用筷子在菜盘翻寻，是缺乏教养的“执箸巡城”；用筷子在菜盘里不停的扒拉，就像盗墓刨坟 “迷箸刨坟”；将筷子颠倒使用，这是让人看不起的“颠倒乾坤”；把一副筷子插在饭中递给对方，无异是被视同于给死人上香一样“当堂上香”，这还没完，要将筷子的禁忌说清楚，恐怕要有百十条之多。

以人体工程学的研究，名目繁多的禁忌可分为三大内容和功用，即预知、制约和禳解。预知功能体现得最为充分就是各种名目的占卜，几乎都能告诉你将要做的事情该怎样做，或者该防范什么。

违犯禁忌的制约手段往往十分严厉，比如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对待偷窃后的撒谎，有一种下油锅捞东西的惩治手段，就是让几个嫌疑人在热油锅里捞钱币，没有烫伤者被排除嫌疑，而烫伤者是神的惩戒。更为严厉的则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禳解是违反禁忌后，除了惩治之外的化解灾难的方法。民间常用的有惑神法、惩神法、克破法、灾移法和修身法。

禁忌在原始时期就已经产生，并在漫长的中国文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文化知识、思想意识的昌明，禁忌的形态和内涵也随之而更替和变化，其中会不断淘汰一些不符合时代的内容，但又出现了新的禁忌范围，直到今天，它一直在民间广泛流行。禁忌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民俗事项，它存在于人们生活和各种民俗活动之中，虽有以消极回避的方式在各方面实行自我抑制的特性，但它却是整个民俗的有机的组成部分，栩栩如生而维护了人们避祸祈福的愿望。 

李建军写于中国人体工程学研究院

2016年5月24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