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那就了不得了，价值连城啊。

《御书颂》的下落，据季承讲，后来在季先生X秘书的箱子里发现，连同其他三十多幅，交北大保管。再尔后，世人都知道了，演变成了季承和北大财产官司的一部分，而且是顶顶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上帝安排的一处伏笔，你如日中天了是不是？你大红大紫了是不是？现在让你看看“收藏”的副作用。让我重复一句以前说过的话：在我眼前，有两个季羡林，一个是他自己极力塑造，一个是他无意为之，而上帝在暗中操作。季羡林曾经不无自负地说过：“我这个人是从来不跟人斗，不搞小圈子，在北大，我当了一辈子中层、高层干部，跟同事没有矛盾过。我主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然，也有人认为我不对的，好人主义。”（见《季羡林口述史》）季羡林奉行“好人主义”，与他小时候寄人篱下的生活经验大有关系，但本性难移，骨子里，他一直是很倔的。如今，更因为这场伤筋动骨的官司，他的好人主义彻底破产。

其实并非自现在起，早在他抛出一本《牛棚杂忆》，就得罪了很多很多的人。有的是他书中写到的，他揭了人家的疮疤，尽管他标榜“无气，无刺”，可能吗？被揭的人如芒在背，哪里还会当他是好人！有的是他压根儿不认识的，做梦也想不到的，只因他出了这本犯忌犯禁的书，而且名利双收，就把他怀恨在心。至于垂老之年说“口述史”，得罪的人就更多了。虽然他已看不到，感觉不到，但在他后事的处理上，总会若明若暗地表现出来。

注意啊，世事就是这么诡谲：好人主义只能跟大伙分享平庸，得罪人的事却常常显示风骨。

季羡林收藏字画，有两个人曾起过重要作用

闲话打住，回到季羡林收藏字画的事。季先生生前，跟我说起过两个人，一是刘仁普，专司送货上门，一是吴作人，帮他收购名作。

查季羡林新中国成立后的日记，从1952年起，到1966年文革止，刘仁普这个人时常出现，他是琉璃厂的某店职员，据季承回忆，三十来岁，长袍，围巾，背一个大包袱，知道季羡林的喜好，每次就背了字画来。譬如，季羡林1960年10月29日记：“刘云普来送画，最近买到一幅赵子昂的。”1961年4月2日记：“刘仁普来，购赵子固（孟坚）的白描山水一幅，兰英的山水中堂一幅。”

季羡林的日记，文革中曾被造反派收缴审查，发还后，中间夹了许多小纸条，是专案大员留下的批示。其中有一张，夹在1961年9月27日那页，写道：“刘云普送画，可调查是谁让送的，都送了些哪些画，谁画的，有没有投机倒把的问题。”

现在看来觉得好笑，当时可是一本正经，文革中的小将习惯于从一买一卖中查投机倒把，从古人书画中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流毒。

再说吴作人。这是季羡林从德国回来后，在北平交的一位挚友。时在1947或1948，季羡林在北大举办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画展，邀请到画坛魁首徐悲鸿，以及他的学生吴作人，两人就这样认识了。

1951年，新中国组建第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季羡林和吴作人入选。从事先筹备到访问结束，历时八九个月，两人几乎天天在一起，友谊与日俱增。

归国后，季羡林动了收藏的心思，1952年4月或5月，他给吴作人写信，请他帮忙。其后，吴作人关于此事的三封复函，万幸保存完好，这是十分难得的资料，抄录如下。之一：羡林兄：

手教奉悉已久，承译梵词，至为感谢。当时因赴大别算山治淮区，匆促就道，未惶笺复，殊为歉疚。今返京周余，并拟最近去访齐老，嘱代求佳作，当为设法选购。所述四种，是否每种一幅？恐不易全得。再，旧作佳者要否？抑要有“九四岁”之题款？共准备多少预算？新作每尺六万六，每幅约三尺。旧作精者则较贵，裱工在外。盼速复，弟当尽力谋之。

此致

敬礼！作人 六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