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的上海新乐路东正教堂主穹顶壁画距地25米、直径约8米。画面没有采用东正教会更常见的以三位天使的形象来表示圣三（通常被称为“圣祖阿弗拉穆的客人”）的手法，而是采用了学院派的“诺夫哥罗德风格圣三像”的罕见表现形式：将圣父描绘成一个老者、圣子坐于圣父怀中、作为圣灵形象的神鸽则憩息于圣子之上，四周环绕着宗教寓意的其他形象。

上海首例保存完好湿壁画

“我国是一个世界壁画大国，但未能在中国古代的壁画作品中发现真正意义上的湿壁画，从十六国开始到元代为止，历时达一千多年的敦煌壁画也都属于干壁画，而且是干壁画中的胶彩壁画。”沈三新认为，干壁画与湿壁画实质上是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具体体现。

据沈三新介绍，上海地区很少发现有壁画，1997年在汇丰银行修缮过程中发现了轰动中外的“世纪壁画”，但是这些壁画是壁画中的另一种形式——镶嵌式玻璃马赛克壁画，“因此，在东正教堂壁画重见天日之前，上海地区发现近代刷底壁画（包括干、湿壁画）的报道或记载在最新的电脑查询中全部为零。”

沈三新分析称，新乐路东正教堂9幅壁画得以幸存的原因，可能与教堂窗户彩绘玻璃遮挡紫外线和强烈光照有关，另外教堂穹顶及鼓座部位的画面因其位置较高，侥幸躲过了人为破坏；“文革”时对表面的涂饰又在客观上对壁画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他表示，这次发现的壁画是目前上海地区发现的首例保存基本完好的湿壁画作品。为东正教堂建筑及其内部绘画艺术提供了实例，也为上海的东正教建筑和上海地区的壁画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实物佐证。对壁画题材和内容的深入研究，将为有关部门的上海俄侨史和上海地区东正教文化、信仰和活动情况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极有价值的资料。

三大原则修复壁画

为确保壁画修复成功，相关专家确定了遵循最小干预原则、可识别原则和真实性原则，所采取的一切技术措施以延续现状、还原历史真实性、不妨碍再次进行保护处理为主要目标。

专家对壁画缺损部位的画面，则依据原始图片通过电脑软件进行复原模拟，绘出效果图。然后再与现场壁画比对，采用无机矿物颜料在数码照片上绘出实际效果并进行陈化处理。最后以修正过的陈化实样图为蓝本，现场调制无机矿物颜料进行壁画缺失处补绘，包括对少量较大裂缝修补处的补绘。

另外，从尊重历史、完整保存历史遗留信息的角度出发，对因自然原因造成的画面褪色和剥落则未作任何补绘。

“在对这些壁画的解读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信息。即上海新乐路东正教堂穹顶的壁画与莫斯科救主基督大教堂主穹顶壁画的惊人的一致。”沈三新说。

莫斯科救主基督大教堂是俄罗斯1812年打败拿破仑后决定建设的，1831年由当时著名的建筑师托恩完成设计，1880年竣工。但在1931年，该教堂被苏联政府夷为平地，并拟在此建造一座200米高的苏维埃宫。只可惜大楼只盖了两层就开始倾斜，全苏的工程技术顶级专家“束手无策”，大楼终未盖成。

苏联解体后，各地开始重修教堂。1991年，莫斯科市政府决定拨5亿多美元重建基督救世主大教堂，作为献给莫斯科建城850周年的厚礼。三年后，一座与原教堂一模一样，占地6805平方米，中央圆顶直径25.50米，比原建筑高1米的教堂落成。

在竞标中获胜的几个画家班组根据当时的条件，尽可能准确和专业地恢复了该教堂中19世纪所画的学院派风格的全部壁画，包括教堂的主圆顶壁画《新约三位一体》。

“这幅壁画在画面的构图、内容、主要人物形象等方面与新乐路东正教堂的穹顶壁画几乎一样，可能因画面的大小差别和其他原因，而在画面疏密、人物数量和绘制质量上有一定的差异。”沈三新说。

“据我们分析，新绘制的救主基督大教堂主圆顶壁画是‘准确和专业地恢复了’建成时的画作，应该在新乐路东正教堂建筑师利霍诺斯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经历了1931年大教堂及其壁画被毁以后，为了留住永恒的记忆，作为建筑师和画家的利霍诺斯将原大教堂的《新约三位一体》图重现在了上海的东正教堂里。”沈三新说。

此外，经过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和上海交通大学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两年多的筹备与努力，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近现代建筑保护委员会6月12日在上海正式成立。

会上，上海交大透露，学校对其拥有的古老而完整的历史校园和优秀历史建筑极为重视，2014年将“徐汇校区历史建筑群”申报为上海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正在积极开展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

（文章来源：浦江头条 作者：吴洁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