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从美国回到北京，下机后打开微信，见以画关公而著名的画家陈泽胜有一则图文，上面写着：“今天农历五月十三十关帝圣诞”。陈泽胜的图文引发了我写关公信仰的思绪。中国人对关羽崇拜由来已久，其名气随着《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而愈来愈大、威望愈来愈高，仅在明代万历年间就数次加封，成为“关帝”。

说起关老爷的身世，非常一般，早年因因为闯了大祸而逃离家乡，混在幽州涿郡。公元184年，刘备在涿县组织起了一支义勇军，参与扑灭“黄巾贼”的战争，关羽与张飞同在其中，担任刘备的贴身警卫。刘备辗转担任许多官职后，投奔昔日同窗公孙瓒，被封为平原国相，关羽、张飞任别部司马，分统部曲。三人情同兄弟，常一起同床而睡，当刘备为公事挑灯夜战时，关、张二人更常不辞辛劳随身守护。关羽事迹包括了“解白马危”、“千里走单骑”和“大意失荆州”等历史故事，脍炙人口。

关公在历史上并不是成大功、立大名的人物，而且身遭乱世，在历史的夹缝中求生存。也不像孔子教育三千子弟，提出王道主张，创立儒家学派，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祖师。他只是在一个社会崩溃的失序时代，结合一些志士，以自己的生命，企图支撑即将崩散的秩序。在宦官之子弟曹操，排除道德只重视能力的对面，关公一次又一次的以忠诚信实，作为抉择的标准，最后以失去生命的代价，完成了忠义的人格。

关公信仰是发生在中国本土的宗教信仰，从宋徽宗封关公为“崇宁真君”，明朝皇帝封关公为“伏魔大帝”，到今日民俗拜关公为“关圣帝君”，其地位已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玉皇大帝，全世界华人的国家和地区，已有过万座关帝庙宇。相对源远流长的5000年中华文明史，关公信仰只有千年左右，但是对全球华人世界的影响却至关重要。不仅在满清时期就在全国普建关帝庙，强调对关帝信仰的重视，而且与儒家、佛家、道家思想为一的政治思想配合，形成中国有史以来，首次打破胡汉的分野，使长城成为内陆，而非千年来的边塞，中国版图达到破天荒的广大。

从关公在世到今天的1800多年间，经历了无数的动乱与灾难：魏晋南北朝三百年间，杀人以十万百万计，造成民族的大迁徙；唐朝安史之乱杀死半数人民，唐末黄巢之乱继之朱温，人间犹如炼狱；北宋亡后，金元相继战乱长达百年。有人说：乱世人不如太平狗，在公权力失序的乱世，饥荒战争接踵而至，人食人、父卖女、丈夫不足以保妻子。生活于乱世中人，必须找到求生的秩序，他们看到的是曾生活于汉末天下大乱时的关公。

黄巾之乱，曹操趁乱兴起，征求奇才异能之士，但不必有德，两汉崇儒尚义之风一扫而空。关公身逢乱世，传说中以行侠仗义杀害恶霸亡命天涯，在流亡中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从此三个人团结一心，以重建汉室兴复道德为念。在关公的一生中除了有万夫不当之勇外，最重视的是言忠信行笃敬，他不但夜读春秋，而且身体力行。在战败乱离之际，降汉不降曹，保护刘备亲眷忠谨守分，封金挂印不贪名利。而当孙权背信忘义，出卖盟友联曹攻击关公腹背，杀害关公后，刘备弃皇位之尊，与张飞出兵为关羽复仇，虽然身死白帝城，但桃园结义同生共死的忠义之情，震动古今，千年之后更受后人景仰。

宋徽宗崇拜关公，在宋元乱世国破家亡之际，长江以北汉人成为亡国奴，面对文化落后的金元异族，汉人相濡以沫，以桃园结义的关公精神相期许。在没有公权力的亡国社会，不能沦于强凌弱众暴寡的野蛮社会，只好靠人与人间互相约束，来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经过六百年的宗教孕育，关公的人格已经神化为神祇。

关公尊敬春秋大义，言忠信行笃敬的立身行事，成为社会失序时约定成俗的行为轨范。自宋以后的民间社会，常常以相约至关公庙神前立誓的方式，互为盟约或寻求公道，这种行为模式不仅深植华夏大地，在全球各地的华人社会都引以为风尚。民众相约如关公的忠诚信实，茍有违背愿受关公在天之灵责罚，使生活其间的民众，以礼义相待、诚信相处，在乱世之中有治世之实。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依然在信仰关公的理由。

李建军写于2016年6月17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