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接到法国一家出版社的信函，要翻译出版一套我撰写的关于北京城风水专著，分别是《北京之皇权》、《北京之东富》、《北京之西贵》、《北京之北阴》、《北京之南贫》，但是，法国出版机构在翻译中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特别是中国文化专用词汇上，还存在很多难题，要用法文完整的表述中国文化及中国城市规划的玄机，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之前，我让他们节选了一些篇章做了法文的翻译，我再找了一个精通法文的朋友，让他通过法文的阅读，用中文向我叙说，结果是远离了我的原意。

北京城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自秦汉以来一直是中国北方的军事和商业重镇。史上朝代更迭的风云大事在此轮番上演。一直以来，有很多朋友问我，北京城源自于元大都，似乎是蒙古文化下的产物，但从北京城的规划和设置，怎么完全按照的是中国文化呢？这是一个脑洞大开的问题，这就必须要从北京城最初的设计者刘秉忠说起。

根据《元史》记载，刘秉忠原名刘侃，生来就“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在天宁寺剃度出家，法名释子聪，师从虚照禅师。师徒二人云游天下，落脚在山西大同的南堂寺。公元1242年，海云禅师奉召觐见忽必烈路过大同，他听说释子聪博学多才，就特意邀他一同前往藩邸。释子聪虽是佛门弟子，却精通邵雍皇极之书，善观易经象数、六壬遁甲等，在藩邸同忽必烈谈论天下大事、治国方略，皆对答如流，对天下之事了如指掌。忽必烈很欣赏他的才能，就把他留在身边，成了忽必烈身边穿着袈裟的军师、同时掌管了府邸各类文案。

数年之后释子聪父亲去世，他要回家乡奔丧。忽必烈送了他奠金百两，还派专人专车送他回乡。释子聪守丧期满后，忽必烈再次召他回来。向他征询治乱之道，释子聪上书千百言详细阐述。

中统元年，忽必烈登上蒙古大汗之位，广招贤才。释子聪按照忽必烈的要求，参考中原各代王朝古制，加以筛选，把适宜蒙古之法，逐一陈列，以备世祖参考。

大汗登基，万象更新，可释子聪还是和尚装扮，随侍帝王。有部分翰林官员认为不太适合，于是奏请忽必烈，希望释子聪改穿朝服，并应该给他嘉奖厚爵。忽必烈接受了提案，拜释子聪为光禄大夫，位至太保，并赐子聪府第厚爵，把翰林侍读学士窦默女儿嫁给他，并赐下新名“刘秉忠”。

释子聪坦然接受王命。此后凡选拔人才、定都北京、拟定国号、制定礼仪典章等诸项大事，均亲自参与、制定。他以天下为己任，事无巨细，凡有关国家大体之事，向来知无不言。到公元1264年，刘秉忠根据《易经．坤卦》“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拟定新年号“至元”，同时向忽必烈提出定都燕京（今北京）的建议。忽必烈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他赴燕京规划营建新都城。

刘秉忠在规划元大都的布局时，按照《周礼．考工记》“九经九纬”、“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礼制，把街道象棋盘一样进行规划。并把《易经》中的阴阳八卦、天地相合，都运用在大都的建造中。为体现皇权至上、王者必居天下正中的理念，刘秉忠采用“中轴布局，左右对称”的重要原则。

在大都正中设定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以此轴线为基准，设置北京城的宫殿、寺院、街巷、市肆等。巍峨庄严的寺院寺庙、左右对称宽敞平整的街道、前后起伏恢宏壮美的宫殿格局，都围绕这条中轴线产生。而大都的各城门，如丽正门，出自离卦“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文明门出自乾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安贞门出自讼卦“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元大都整体上体现出元朝“至哉乾元”的刚健和草原帝国的宏伟气象，也为明清两朝奠定了都城的雏形。

说到这里，你就不难理解蒙古帝国建都，怎么会筑造在中国文化的根基之上。回味着北京城的前世今生，依然会让我们想起北京城最初的设计者——奇僧刘秉忠。那如棋盘般的格局，也许像壶中洞天一般，个中自有玄机暗藏。

李建军写于中国文化研究会

2016年6月21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