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你一定知道明末、清朝和民国时期，福建、广东一带为了生活大规模迁徙东南亚经商、打工的“下南洋”；也一定知道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山东人背井离乡，远赴东北的“闯关东”；更会知道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四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口外谋生而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通道的“走西口”，但你不一定知道与下南洋、闯关东、走西口一样由谋生而迁徙，带动着经济文化输出的“赶大营”。

这次我带着央视微电影中文频道以及中国文化研究会观察组来到新疆，受到了乌鲁木齐、昌吉及博州的政府、文化艺术界、工商业界的热情接待。在交流中，我特别提到了以天津杨柳青人进疆谋生，由“大营客”的身份，形成了西域新疆规模庞大、财势雄厚的“津帮”一事，但大多数听者都表示并不清楚。

“赶大营”本是我在人体工程学民俗、民习、民风的研究，但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及“一带一路”的全面推进之际，拨开历史的尘埃，再现“赶大营”的史实，却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早在19世纪60年代，西方列强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斗争的日趋激烈，中国的边境形势日益紧张。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夺取了中国东北边疆的大片领土，随后便入侵中国的西北边疆。1864年，沙俄通过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侵占了中国西部领土44万多平方公里，并妄图吞并整个新疆。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阿古柏率军侵入新疆，在英国支持下，建立了政权。1871年，沙俄出兵占领伊犁地区，新疆面临着被肢解吞并的危险。19世纪70年代中，清朝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率领清军西征，击败了盘踞新疆多年的浩罕汗国军事头目阿古柏，收复了全疆。在此期间，清朝政府为解决进疆大军的后勤补给，曾号召内地人民从生活资源物资上支援战斗在新疆的官兵。当时的响应者就是被贫苦生活逼上绝路的天津杨柳青人。

天津杨柳青人肩挑货担，跟随左宗棠的进疆大军，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赶大营”的艰难历程。随进疆军队的杨柳青人，以货郎担贩售毛巾，肥皂、布袜、腿带、针线、茶、烟、糖、辣椒、常用药等等，紧密尾随着清军，历经大小战役上百余次，无论是攻克南北疆16座大城，还是收复新疆160万平方公里土地，杨柳青人与清军一起出生入死，为清军提供了坚强可靠的后勤支援。

公元1877年，左宗棠麾下的清军在凯歌声中收复了整个新疆。随军大营客们，也就是杨柳青商贩，在战火的中由货担成了坐商，逐渐形成了规模庞大、财势雄厚的“津帮”。当时，在新疆云集了津、燕、晋、鄂、湘、豫、秦、陇商团八帮，而身为“大营客”的“津帮”，成为新疆八帮之首。他们以“针头线脑”小宗杂货，却连接上了天津与新疆的一条血脉。将内陆的文化、天津人的经营之道乃至天津方言和天津人的饮食习俗带进了新疆，遍布于天山南北。

《新疆图志》记载称，新疆商业“津人植基最先，分枝遍及南北疆”。“大营客”成了新疆商业的奠基者。光绪十年，新疆设省，各地区纷纷兴建商业社团组织，迪化(今乌鲁木齐)、伊犁(今伊犁地区)、古城子(今奇台)三城率先成立商会，在所有的商会中，无一不是以“津帮”占有绝对优势，所有商会的会长，全为“津帮”中的杰出商人出任。在大文学家茅盾先生的《新疆风土杂记》中，大营客们“一挑之货，几次转易，利即数倍”，“其魅力巨大者，即由行商而变为坐庄”。

天津人之所以能成为新疆商团的八帮之首，除了有中华文化吃苦耐劳的美德，他们又有一套务实而精致的经营规矩。“津帮”在新疆的成长和成功，为今天“一带一路”树立了行为的楷模，首先是坚持中国文化，以儒家道德要求来纵横四海，以国学来规范经商。其次是在商业活动中讲究诚信，无诚而不信，无信而不立。唯有以诚信作为立身之本，坚持“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利为义”，“仁心为质”，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李建军写于新疆昌吉

2016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