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段记载在《后汉书》中，关于占卜大师郎宗的故事。

郎宗，东汉经学家、占候家，是中华文明史上推阴阳言灾异的重要人物之一。字仲绥，北海安丘人。通晓京房易学，善风角星算，并精通群经。他能够通过观察风象占卜吉凶。

东汉皇帝汉安帝刘祜执政时，经常搞一些发现贤良的招聘活动，有一次，他征召了郎宗，郎宗在回应皇帝提问时，条理清楚、见解不凡，汉安帝见他才智超人，就授予郎宗出任吴县令。郎宗到吴县当了县长之后，有一天，突然刮起暴风，郎宗通过观察风象，测算出京师要发生大火灾，于是他将京师即将发生火灾的日期时辰记录下来，并派专人到京师等候验证，结果与他占卜结果一模一样。所有在朝的大臣听说此事后，大为惊讶，纷纷将郎宗的观风占卜之事禀告了皇帝。安帝立即征召郎宗为博士。郎宗觉得以占卜灵验这样的才能接受皇帝的赏识，实在丢人，是件不光彩的事，因此，他在听说皇帝的征书将到的时候，便连夜将县令的印绶挂在县衙门的门上，自己则悄悄离去，从此终身在野，不在朝廷任官。

郎宗能在高升之时，选择急流勇退，不以占卜小技为能的真正原因，我们无从推测，但他善用如此灵验的法术就是古老的“风角术”。风角术根据风向、风力、风速、风色及起风的时间等等，来预测人事吉凶福祸。中国文化早在远古的时候对风就有了很细致的观察，古人对风的认识，最早可以追溯到伏羲。也有专家认为，夏禹时就出现了用于观测风向和风力的测风仪——司风乌。到了西汉，为了观测风向和风力，人们就发明了观测风的仪器——“相风”，同时也产生了专门的根据自然界的风来预测人事吉凶的风角术。就连皇帝出行时，车驾都配备有“相风”，不仅用来观察风向和风力大小，而且还用以预测吉凶福祸。

古人把风看成是阴阳二气的产物，如果二气失衡或失和，就会形成风。那么，自然界的风也就有了阴阳之分，有了阴阳之分，也就具有了五行的性质。如此一来，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理论，自然就与天地、万物、社会、人事等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东汉高诱在为《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作注时，把八卦引入了八风。在注释《吕氏春秋》所说的八风时认为，炎风是艮气所生，滔风是震气所生，熏风是巽气所生，巨风是离气所生，凄风是坤气所生，昭风是兑气所生，厉风是乾气所生，寒风是坎气所生。对应着乾、兑、离、震、巽、坎、艮、坤的八风为风角术的流行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对风角术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西汉到明代1800年中，风角术一直是传承有序，是中国玄学中的秘术，以非常灵验著称。自明朝之后，突然失传，不仅让我们要问，为什么古代的先贤能根据风象来预判事物的未来和发展结果呢？根据史料记载，风角术并非是子乌虚有、随心所欲的构想，而是有着中国文化依据和深厚的哲学背景以及天文地理的根基。只有了解了天、地、人三者相互影响的系统，才能对风角术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中国文化立足于天人合一，所以，风绝不是没来由的，明确的说，风是天地间给人的一种直观的信号。在《六家诗名物疏》中引述《翼氏风角》的说法：“风者，天之号令，所以谴告人君者。”风是天地的呼吸。风的温凉、大小、徐疾不同表现出天地自然之特性。“故春气温，其风温以和，喜风也；夏气盛，其风飙以怒，怒风也；秋气劲，其风清以凄，清风也；冬气实，其风惨以烈，固风也。”在中国文化的宇宙观中，时间空间是融和一体的，从八方来风可以印证出《易纬》从时间上对风的区隔：“立春条风，春分明庶风，立夏清明风，夏至景风，立秋凉风，秋分阊阖风，立冬不周风，冬至广漠风。”而《吕氏春秋》却从地域空间上给风做了定位：“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薰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飂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黄帝风经》则从五行上来描述，“风之性，得金之气则凉，得木之气则温，得火之气则炎，得水之气则烈。”

古人对风的研究细致入微。战国末期文学家宋玉在《风赋》将风分出了“雌风”和“雄风”，他认为吹向帝王的是“大王之雄风”，普通百姓不能与之共享，而吹向老百性的是“庶人之雌风”。这两种风各起于何处，所经路径，是由人的性情品质、富贵贫贱所决定。在古人的意识中，风并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物，而是与人事相关联的。人体工程学认为，风是天地的产物，根据风象可以精准的预测事物未来和发展结果，深埋在尘封中的风角术，有着深厚的哲学背景和中国古代先贤的宇宙观依据，基于了天人合一的认知，有待于我们去拨开历史的尘封，焕发出风角预测的神能。

李建军写于中国文化研究会

2016年7月20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