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之花》

由此，他画中的线有粗细之分，有干湿之别，有长短曲直之异，强调笔墨服务于造型，而不是 笔墨局限于造型，力矫新老文人画重笔轻象、重神轻形的弊病，力求以写实为基础参酌写意，恢复“以形写神”的传统。他注重“笔以立其形质”，以重墨、焦墨构 成画面的骨架，带有行书笔意的线条游刃有余地实现造型的肯定与潇洒；他强调“墨以别其阴阳”，用积墨增添画面的厚重和浑然，以淡墨的皴染使画面各个局部获 得一种有机的御接和生动的气韵。杨群峰对于画面有很强的控制能力，表现为松活的用笔与严谨的造型的统一，松活的用笔又有其结构组织的条理与秩序，而不是自 然主义的排列堆砌。杨群峰的控制力在形象塑造上的表现尤为突出。人物面部的刻画是他作品的精彩之笔，也是他每幅作品的闪光之点。其中既有结构素描的严谨， 又有西法光影的借鉴，比例结构都是写生带来的鲜活与生动。他不喜欢古怪、扭曲、夸张的变形，也不喜欢过分拘泥于素描关系的写实，中国式的造型观是他的落墨 之处。即在写实的基础上，力求与传统笔墨结合，同时关注于对人性的揭橥与挖掘，重在人物的性格、气质、表情的感人至深。

我注意到杨群峰近作的两个特点：一是写生的创作化，一是创作的更加笔墨化。前者是指杨群 峰的写生为创作服务的目的更加明确，已经摆脱了为写生而写生的盲从，也不是坐姿或立姿的呆板描绘，而是强调直观切入的实境感，实的描绘结合虚的想象，着意 于情景交融的创作性写生。作品中被写生人物已避开类似于模特儿的习惯动作和矜持态度，已从单一的固定形象意义的说明转向多义性的形象暗喻与象征，进入到真 实的当代人的生存状态。杨群峰的人物写生具有一种为一般性写生所欠缺的温暖感，发挥了想象自由和观念的渗入，把直白的人物写生提升到带有写生创作的层面， 深化了写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