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武兰亭序》 宋拓定武柯九思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4世纪以来，书法艺术似乎随着南北政权的对峙，形成了地理概念上的风格分流，即有后世所谓的“北碑”和“南帖”。这一说法滥觞于清代经学家、书法家和金石家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其考溯书法演变源流云：

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元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

又于《北碑南帖论》中叙南北书风之别：

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

阮元的分派论对后来的书论起到极大的影响，近代的李瑞清、梁启超都有近似之论：

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帖名。南帖为圆笔之宗，北碑为方笔之祖……盖虽雕虫小技，而其与社会之人物风气，皆一一相肖……大而经济、心性、伦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画、游戏之末，几无一不与地理有密切之关系。（梁启超语）

如梁启超所言，地理文化的差异正是造成南北书风迥异的原因。隋唐完成了南北统一，但人们从各个方面感知着南北文化的差异，由此对比南北分裂以前汉文化的雄强，怀念不已。李延寿在《北史·文苑传》中感慨：“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呼唤和重寻超越南北、“晋宋莫传”的“汉魏风骨”，也成为初唐不少文化精英自觉承担的义务。唐太宗本人就深刻地认识到，文艺发展理路的确定，关系到教化、风俗、道德、政治荣衰兴废，不可轻视，因此常常强调艺术万万不能堕入“释实求华，从人以欲”的恶境，而应“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浮华”。

至于书法，唐太宗本人就是行家里手，因此，他必须要精心选择或者制造一位偶像，将唐代书法带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中。正如我们以后见之明所观察到的，唐太宗树立起了王羲之这面大旗，开始积极干预和影响文艺风尚和社会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