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过世半个世纪后，突然咸鱼翻身，成就重被提起。这种事大概只会在艺术圈，才会成为可能。而一旦有这等事出现，当事人肯定多少有些生不逢时。

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市面上盛行各种浪漫情怀，都是关于受挫的天才人物，面对愚昧的群氓和时代，做出高贵的抉择——为了身后永恒的荣誉，摒弃庸俗的现世功名。随着了解更多的历史，人们慢慢发现创作家和世俗欲望的关系，比起市面上的鸡汤配料，可要复杂多了。艺术和社会的关系首先是交换。用于交换的物品，都要贴标分类。这样做的好处是有效率，代价是总有高品质的产品，在市场上无处安身。人们经常提起的梵高，就属于这类情况。一个新手进入当年的市场，风险最低的策略就是重复保守学院派的做法，画裸女，画土豪，画领袖，画阿拉伯风景。对于口味较为自由派的受众，新兴的印象派正好替代性补充，做为新型身份标志。任性有钱都市化，直到今天也是很多人的追求，不是吗？

梵高、塞尚、高更，这一批前迈进半步的探路者，生前混得都不好，首先就是难于归类。等到市场腾出新空间，还没来得及为那些苦苦奋斗的脱队者命名，更为激进的生面孔已经一拥而入，两肘如同利刃，顷刻之间盆光碗净。他们甚至还曾受益于前者的探索，比如毕加索之于塞尚，马蒂斯之于高更，但是赶上了最佳的进场窗口。历史上，这种现象屡屡重演，直到后人蓦然回首，从旧矿当中看到新苗。

这段时间，一个美国现代画家的回顾展，就有这种性质。斯图亚特·戴维斯死于1964年，于今已有五十二年。在美国造型艺术的历史上，这个徘徊在光影交界处的三不管地段的特殊人物，光芒始终被那几个划时代明星掩盖。他和爱德华·霍珀一样，出自罗伯特·亨利旗下的阿施坎画派。这批画家一般出身东岸工业区的普通人家，没有卡萨特、萨金特那样的欧洲式的文化背景，政治上也相对左倾。然而阴差阳错，他出道很早，甚至参加过1913年那届纽约军械库大展，当时只有20岁。那是美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里程碑事件，欧洲激进的现代主义风格、思潮和技法，由此直接进入美国。

或许因为这次经历，他的画风总体倾向于现代主义。他的代表作，从《来自罗克波特的回响》、《打蛋器》到《摇晃的风景》，来自巴黎的影响都十分明显，特别是布拉克、毕加索和莱热。事实上，他直到36岁才有机会远赴“光明之城”，描画那里的街巷风光，但那已是大萧条的前夜，没过多久，美元币值就像美国崩盘的股市，不再能够支持他旅居海外的开销。从气质上说，他的作品属于纽约，那些热烈而充满动态的色块对比，更像商业广告。那种造型的主观性，和他经常沉迷于爵士乐和烈酒的双重作用有关。哈特·克兰，那个以歌咏布鲁克林桥闻名的同时代诗人，在这方面和他或有一比。他说，艺术不是经验的复制，而是经验的延伸。

以上因素，赋予他的作品难以归类的品质，但也使他长期难以脱颖而出。仍拿师出同门的霍珀为例。这位坚持写实风格的画家，也是很晚才有足够积蓄亲履欧陆，同时坚持自己的美国做派。然而他笔下景观，不动声色地渲染出萧条年代的荒寂氛围，更加符合人们心目中——那个由加油站、小旅馆、路边餐厅和荒废的铁路——构成的美国。他甚至影响了所谓“黑色影片”的摄影风格，继而通过新式影像的推广，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此后，发轫于欧洲的抽象绘画也在转世美国的过程中，找到了杰克森·波洛克这样的化身。之后则是安迪·沃霍尔、罗伊·里奇腾斯坦的波普艺术，实现了更加美国化的表达。而所有这些，在戴维斯的作品中，早就有了预言式的展现，而且直到他从未完成的遗作《结束（Fin）》中，始终都被坚持着。

斯图亚特·戴维斯的回顾展，由大都会博物馆的布鲁耶尔分馆和美国国立美术馆合办，成为纽约重量级的文化活动。该展后半段，将于下月移至华盛顿。那里另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