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湾，根据陶艺工会行业规定，学徒未入行前，只能从事最为粗笨的基础工作。工资只有入行师傅的几分之一。各行制陶技术也规定只传男不传女。女工只能做少数的日用器皿。各行会从业人员要缴纳“行金”才能入行。光绪年间，入行的行金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父传子。凡父亲已入行，儿子（必须要有血缘关系）要入行的，交入行费9元白银，分三年交清；第二种是兄教弟，兄已入行的，弟要交入行费18元白银，分三年交清，并要先做两年学徒；第三种是从师学艺，无父无兄在行的，要有师傅接受其入行，每季交入行费白银12元5毫，学徒期长至6年。

不过，行会同时也规定，一旦确立了师徒关系，师傅则必须尽力传授技艺。学徒期满离开师傅独自开业时师傅赠送一套工具，师傅去世后徒弟要准备孝衣，并以孝道待之。但是，许多师傅仍然藏着一手“绝技”不肯传给徒弟。所谓绝技，有时就是“秘不外传、难免断绝”的意思。例如制笔业中的金陵陆继翁、王自用，吉水的郑伯清，吴锡的张天锡，杭州的张文贵等都有绝技，所制毛笔各有特色，却因“不妄传人”而“惜乎近俱传失其妙”。制陶业中的宜兴陶家对陶土的“取舍、配合各有心法，秘不相授”；彝鼎业中的松江胡文明能“按古式制彝、鼎、尊、卣之类，极精，价亦甚高，誓不传他姓”。于是，这些传统技艺便大多失传而绝。

今天传承下来的很多技艺，都是学徒偷师而来。清末广州制革业中的熟皮配料是关键技术，由师傅掌握，配料时在小房内操作，有时还把窗帘拉住，不让徒弟看见。徒弟只能在日常帮师傅做活时用心观察，对关键技艺还不能随便打问，全靠心领神会。或者，师傅在晚年或临终前才单传给最可靠的弟子。明代有一位著名建筑师名叫冯巧，从万历到崇祯，所有宫殿他都参与设计。他直到老年，仍孤身一人。学徒董九“往执役门下，数载不得其传。而服侍左右，不懈益恭”，终于感动了冯巧，“一日，九独侍巧，顾曰：子可教矣！于是尽传其奥”。董九等了几十年才最终学到了手艺。

不过，这种防范式传授也容易导致技艺失传。景德镇魏家的砌窑技术后来也授徒，据说，由于过于保守技术秘密，最后只剩下两个老师傅和两个徒弟。徒弟还没学会技术，两个师傅就死了，技术就失传了。可见在古代，工匠师徒之间，往往是一种博弈加防范的过程，多数情况下，只有家族继承或者家族式师徒中最亲密的徒弟，才能得到师傅真正的手艺。恰恰是手艺的难得，使得徒弟与师傅的感情更加复杂——这复杂里，既有利益，又有人性，更有着千百年来中华文化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