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有良知的畫家都把關注的目光和包含同情的畫筆指向底層民眾，但很少有人像他這樣大量地畫進城務工的苦力和街頭的販夫走卒。大量的作品都是寫生稿，可以想像身背畫夾的畫家無數次混跡於市井和工棚。他們並不僅僅用臉上的皺紋和破舊的衣衫為畫家提供線條與形式的種種可能，他熟悉他們的生存狀況，瞭解他們的喜怒哀樂，同情他們的艱難困苦。他們在有些人的眼中卑賤如螻蟻，但在他的眼中並不是凡夫俗子，而是讚美甚至崇拜的對象。因了紙上漲墨的效果，街頭拉二胡的瞎子，有如一尊光芒四射的佛像，推著自行車、穿著棉襖戴著皮帽的工人（像一個礦工），深邃的眼神和頭部的光芒使他看我來就像耶穌。雖說禪宗早就主張“遍界是佛身”，但真能看到這個境界，正說明觀察者心中有佛。正如奧地利詩人裏爾克的詩《嚴重時刻》所吟：“此刻有誰在世上某處哭，無緣無故地在世上哭，在哭我。此刻有誰在夜間某處笑，無緣無故地在夜間笑，在笑我。此刻有誰在世上某處走，無緣無故地在世上走，走向我。此刻有誰在世上某處死，無緣無故的在世上死，望著我。”畫家與詩人心有戚戚焉，在一幅大頭像上抄錄了這首詩。作為人文學者的畫家，未必執著於一種人文宗教，未必要當儀軌上的教徒，卻必得是哲學上的信眾，必得以宗教的大悲憫釋懷於自己的苦難，卻迎面走向他人的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