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覺民曾說：“隱逸行為下所產生的枯筆殘墨與我們這個偏重物質享樂的時代已格格不入。”其實，當下很多文化人行走的是一條太平盛世的逸品之路：學國學，收古董，喝茶品香，拜佛參禪，衣則中式復古，食則私家小廚，住則梨花院落，行則自駕旅遊，波西米亞精神變為布爾喬亞趣味，在享樂主義基礎上展開了精神消費顯得那麼寧靜、優雅，所需做的就是順應和利用社會的正能量，既要與眾不同，又會絕對安全。

生活在現代都市裏，杜覺民並不與這一切絕緣，但他保持著警惕的意識。文明社會永遠會存在不平等和不公正，存在痛苦與困擾。在較為富足的社會，窮人極寒而死的現象減少了，但人與人在經濟上和地位上的巨大差異會變得更加刺目，人們對公正的渴求變得更加強烈。同時物質上的自由與精神上的相對不自由也構成了更為尖銳的對立。對待這些“消極現象”甚或宿命困境的態度，決定了思想者的路向與境界，表達它們的方式與力度，決定了藝術家的風格與層次。在這方面，中國傳統文化提供的資源雖然不少，但遠不如西方文化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