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相宅和相墓的风水术，或者叫“堪舆”，有着极为重要的位置。风水研究的对象，就是宅地、坟地周围的地势、地形、风向、水流等等，并结合了人事的吉凶祸福。

华夏祖先在求得生存发展和与自然环境适应的过程中，掌握了营建房舍时利用日光测定朝向，使住屋在取暖采光方面，依向阳背阴的原则，在适应气候方面，取避风少风的地方，在挑选地利方面，多为临水靠山，所靠之山，是对着太阳的山坡。人们建造屋舍时，必须延请风水师（堪舆先生）占视、踏勘。据《尚书·召诰》说周成王在丰时，打算迁居到洛邑去，委派召公先去勘察宗庙、宫室、朝市的地址。这就是“相宅”的例证。后来人们将相宅的技法沿用到了相墓。

在中国文化的生死观中，人死只不过是生活场所的改变，由阳间转入到了阴间，在阴间同样需要吃、穿、住、行。所以必须解决好“住宅”问题，“住宅”的位置及周边的地理形势等均影响到死者能否入土为安。死者的魂灵在优雅的环境之中才能得到安宁，就会保佑阳间的子孙后代兴旺发达、荣华富贵。反之，其家人后代会遭遇灾难，甚至一辈子贫贱穷困、祸事连连。

相墓之术兴起于周代。到汉代的时候已成风气。晋人郭璞所著的《葬书》介绍了墓穴的吉凶、葬地风水的选择。确定了驾驭生气，生气乘风就会发散，临水便会止歇。所以必须使生气聚集，而绝不可以让其发散，运行到一定距离之后还应该让它马上停下来。又认为，山是龙的象征称为龙脉。由于山脉有各种各样的形貌，界定了龙脑、龙尾、分龙还是起龙。山也有等级的区别，因而被划定为来龙、祖山、宗山、主山。山与五行相配后，便成了金山、木山、水山、土山、火山。山之下是地，地又可以归类成福地、吉地、凶地、绝地。水也十分重要，这是因为它起着“拦截”的作用。概括而言最好的风水宝地，即上乘的山、地、水的结合。

历代的帝皇对阴宅凤水是深信不疑的，崇尚风水宝地。其中秦始皇从即位之日起，就开始营建陵墓。所建之墓也不同于楚王那样，全部集中在一起，也没有紧挨着祖上的坟墓，而是居于其阴多金、其阳多玉的蓝田山麓，并且使渭水改道曲行，东注北转。这是典型的风水格局。此后的帝王们，在选陵的堪舆中无不以此为标准。其中，最可靠的记载，是明朝由南京迁都北京之前的新陵址选择。

永乐五年，明成祖朱棣在迁都北京计划确定后，立即选派礼部尚书和风水大师赶赴北京，在北京的附近寻找“吉壤”。据说这支由礼部尚书和风水大师组成的堪舆团队，整整跑了两年多的时间，找了好几处地方：一是口外的屠家营，因皇帝姓朱，朱与“猪”同音，猪进到了屠户家一定被宰无疑，显然是犯讳，不能用。一个是昌平西南的羊山，但发现山后有个村庄叫“狼儿峪”，“猪”旁卧狼，不吉，危险，也不可用。一是京西的燕家台，但燕家与皇帝的死称“晏驾”谐音，不祥，也不能用。另一个潭柘寺，虽然风景好，但山间深处地方狭窄，没有发展余地，不广阔，更无法用。

最后，终于看中了北京西北郊昌平县城北边的一片空旷之地。该地东、西、北三面群山环抱，连绵耸立，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南面虎山、蟒山相对盘踞，有如天然门户。中间是一片平地，宽阔广大，土层深厚，很利于子孙的发展。温榆河从西北蜿蜒而来，青山绿水，交相辉映，景色优美，是块“风水宝地”。成祖听了汇报，看了地图，还不放心，又亲自跑去进行了仔细的勘察，最终敲定了他自己的陵地，这才满意而归。

很显然，注重阴宅和相墓术绝非帝皇的专利，普通老百姓并不忽视。宋代有位姓傅的秀才，早在他父亲健在的时候，就聘请了一位姓祝的风水先生来相墓。祝先生在傅秀才的陪同下跑了几个地方后说：“附近的那座山，房宿直穴，昴宿守水，上合天星，下有地气是块绝妙的好地，你要想办法买下来呀。”傅秀才不惜重金，买了下来。后来，傅秀才的父亲死了，傅家挖掘墓坑，风水大师祝先生不邀而至，看了一眼葬地后说：“壬午年你会生一儿子，儿子极有出息，要做大官，位至侍从，后辈子孙，更是春风得意。”壬午年，傳秀才果然得子，取名为“楫”。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傅楫官至中书舍人，龙图阁待制。

谈到相墓术，有说不完的故事。自从有了《葬书》这部风水学中相墓术的总结，才使相墓术在严格的规范中得以沿用和传承，在古代，凡是以相墓职业为生的人，奉郭璞为始祖。以我对人体工程学的研究，我们虽然已经进入到一个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葬书》中的相墓术，对今天依然有着参考的价值。

李建军写于

人体工程学（北美）策略研究院

2016年11月20日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