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资料的收集与价值

复旦大学的社会学系的张乐天教授一直致力于1949年至今的社会生活资料的收集及保护，这些非正式出版物中有信件、日记还有些灰色文献。他认为，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次运动，每一次运动都留下大量的底层社会文字记录，这些并没有被纳入到研究的视野当中去，更可惜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这些资料流失得越来越快，大量地被送到造纸厂。

从1988年张乐天开始收集农村资料，做农村研究，配合这些资料他还做了两千多个小时的访谈，拍了很多照片和文献。2010年，他向校方提议，将其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到的那些资料定义为社会生活资料，并在复旦大学成立了当代生活资料中心。他得到了很多民间的支持，南方地区多、北方略少，南方地区大多数省的垃圾终端站都有他的下线。几个月以后，他发现了一对北京夫妻的七百多封通信，近八十万字，他意识到了信件的重要性，于是发指令下去，首先要收集的就是信件，第二就是手写资料。

近六年来，张乐天收集的资料涵盖了南方地区（主要是上海），得到20多万封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文书档案资料，信件超过31万封，还有三千多种日记和工作笔记。这些资料，一大类是非常完整的数据资料。第二块类是文书资料，包括基层政府的文书资料，那些资料实对做社会学、政治学研究的人来说很宝贵。第三类资料为个人与家庭资料，主要是个人的书信。

张乐天总结生活社会资料的学术价值有几个方面，第一：资料特别是那些原来没有被纳入到研究视野的、来自底层的资料，是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为人文社会科学对中国的理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第二，这些资料充满着细节，正是这些细节，有助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与发展；第三，这些资料具有完整性，比如一个家庭二十几年连续不断的通信，或者一千多封通信，这些资料不能以学科而分，但可以交叉运用。

张乐天出生于1940年代，他感慨这些资料对曾经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是给出了一个新鲜的、意想不到的对中国的理解。

数字化对图书馆学的未来指引

图书馆界都在提倡数码人文的研究，对材料进行数字化，一方面是保护古籍原件，另一方面是避免学界在使用古籍时造成进一步的损耗。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马小鹤介绍，只要能上网，就能看到燕京图书馆所做的一切数字化的内容，主要是中文的，同时也有一些日本、韩国的收藏。每一种收藏的价值学界都会做一些评价。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技术部主任林海清介绍，伯克利东亚图书馆的数据化过程就是出版古籍的影印化、数字化。图书馆把古籍数字化以后，发现一个问题，人们怎么使用这些数字化的资源？

林海清认为数字人文分三层：第一层数据，第二层计算，第三层表现，伯克利东亚图书馆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从数字化走向数据化。所谓数据化，就是图书馆提供两个接口，第一个接口是HTM的接口，可以通过网络浏览器访问，第二个是API，给机器访问，将来机器会是他们的一个用户。

在做数据转化的过程当中有两个重要的东西引起大家注意，就是人名控制和地名控制，比如说古籍OCR是很困难的，手工刻的古籍很难识别，所以需要有一个规范控制，把人名、地名识别出来。将来，把地名呈现在地图上面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比如说南京和金陵是否等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做到更详细的规范化。其中隐含着另一个难题，虽然现在有很多地图系统，但是没有历史地名数据，图书馆希望建立一个桥梁，把历史地名和现代地名都呈现出来。

最后林海清提到中国没有传统的书籍分类法，但是每一个古代的目录，都有自己的分类法，如何实现各种分类体系之间的映射关系是他们正在做的。这个过程的最大困难，不是技术层面而是哲学层面的，因为中国的哲学和西方的分析哲学不同，但是现在所有的工具都是基于西方的哲学，两者之间如何平衡引起多方讨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图书馆建立了一个有78个元素的中国古籍分类词表，作为一个映射的基础。在将来，也许通过这个映射系统，可以把不同的图书馆数据整合起来、把各种古籍沟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