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我国第一部关于公共艺术的大型年鉴《2015中国公共艺术年鉴》发布。10月，“首届公共艺术与城市设计国际高峰论坛”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随后，（中国·宁波）首届杭州湾新区国际雕塑大赛艺术展和邀请展开幕，从展览中遴选的作品将在半年内落地杭州湾，成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同期举办的《公共艺术介入》论坛对“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生态”这一命题展开探讨。“公共艺术”从概念到热词的经历，也反映了当前城市文化生态建设过程中的些许变化。

事实上，中国公共艺术的实践虽然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对于高歌猛进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来说，显然还是个新课题。在信息高速传播的传媒时代，如何让城市公共艺术的部署计划更为有效、更好落地？当更多的地标式新建筑出现后，如何秉持艺术的独立性来开展公共艺术的介入，而不是完全沦为“主流”价值的简单执行者？如何通过吸引公众的参与，来影响人们的感觉、思考与判断，真正介入日常生活？与实体空间相比，网络虚拟领域是否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空间？

参与塑造城市性格

全世界富有魅力的城市几乎都是文化都市，而其中最有魅力、最为鲜明的载体就是公共艺术，从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到丹麦的美人鱼，莫过于此。如何建立起自己的城市性格、赋予独特的品位，恐怕没有比艺术所具有的潜性凝聚力更为有效的了。“特别是公共艺术，因为它的体量、它所处公共空间的位置、它所彰显的强烈态度，一旦被认可，将会在较短时间内超越一般艺术的价值外延，不仅会成为公众集散的标志物，甚至会成为文化归属感的象征。”拥有丰富雕塑策展经验的北京画院副院长吴洪亮强调，城市的管理者要相信优秀艺术家的敏感性、未来感与责任心，他们所创作的公共艺术作品会自然演进为城市肌体的一部分，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直接参与到城市性格的塑造之中。

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经历了以城市雕塑为代表的起步阶段。原建设部副部长宋春华指出，中国的公共艺术不乏优秀的项目和案例，对表达城市愿景、塑造城市形象、满足大众审美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由于缺乏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思想引领，使得公共艺术发挥正能量的能力不足，表现形式趋同，缺乏地域的文脉和特色，并存在过度雕刻、被商业染指的情况。如何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宋春华说：“要结合城市规划的改革和创新，特别是加强城市设计工作，理顺城市公共艺术的管理体制，建立稳定的资金保障。我们要把公共艺术作为一棵艺术的大树根植在城市的沃土上，让它和城市的建筑与环境共同成长，相得益彰。”

目前，我国的不少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市发展策略与公共艺术部署计划，上海在近期公示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中明确指出，要“塑造城市景观风貌”“加大国际化大都市城市入口门户和标志性的景观设计”。该报告还明确指出，要“提升雕塑等公共艺术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加强对雕塑、色彩、照明、广告等景观要素的整体规划，并在未来设立公共艺术百分比制度”。

由此看来，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多地提上各级政府部门的案头，成为城市管理者思考和重视的问题。

保有“艺术”的温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墨西哥壁画运动”和美国罗斯福政府推动公共艺术的活动，揭开了百年以来公共艺术的第一轮热潮；到了60年代，美国于1965年成立了国家艺术基金，两年后该基金建立了“公共空间艺术”，自此“公共艺术”开始作为独立的艺术形象存在。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于洋表示：“公共艺术的概念是与欧美城市理念平行生长的，其与都市文化的密切关联决定了它的大众文化属性。”

在我国台湾，公共艺术于1998年立法，并明确了公共艺术百分比法案，即强制要求将所有建设资金的1%拿来做公共艺术。法律条款制定后也遇到了种种问题，比如许多新的建筑本身就已经具有相当的艺术设计感，也会考量跟整体环境的结合，所以许多建筑师并不希望再有新的公共艺术项目介入。面对这种新局面，公共艺术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台湾高雄师范大学跨领域艺术研究所所长吴玛莉介绍：“我们慢慢开始把表演性的、暂时性的艺术项目，甚至策展性的艺术活动带进来，把跟公共艺术创作有关的也纳入进来。所以今天台湾的公共艺术设置不再只是硬体的工程，也包含更多软性的社会参与式的活动。”从这样的改变可以看到，台湾今天的公共艺术不再强调最早所提出的透过艺术改善公共环境，而是更强调民众参与以及推广的美学教育，也就是说，不再强调一定要通过艺术家在公共空间里放一件作品，而是注重每一个人都参与到整个环境的改善中。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金江波认为，公共艺术关注的对象是个人，公共艺术参与的主体是民众，公共艺术的推动者是政府和艺术家，公共艺术与其说是一门艺术，倒不如说是对人驾驭社会资源能力的考验。所以在他看来，发展公共艺术应该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即从民众中来，是土生土长的，而不是外来赋予的、外加的意愿；因势利导即顺民意而为之，顺其势而导之；因人而异即不同对象、不同受众而不同方法、不同结果。

“公共艺术一方面期待引起公众共鸣，另一方面也是对于生活的反思和追问。”于洋说，“公共艺术应该是既能愉悦视觉又能打动人心的，既给人审美享受又凝聚人文思想与道德关怀的，在这一点上，公共艺术在肩负社会使命的同时，还应该永远保持其‘艺术’的温度。”

让公众买单的关键点

鉴于高成本及高度可见性，加之一些公共艺术项目对社会生活的深度介入与对民众的尊重做得还远远不够，所以公众往往并不愿意为公共艺术买单。在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徐冰看来，这种尴尬局面一是由于缺少放置它们的理由，二是对周边居民的视觉强迫性。“一个邮筒或者一根电线杆虽然没有太多的设计，但我们并不会觉得它难看，因为它有一个放置的理由，而公共艺术大多都缺少这么一个理由。另外，视觉的强迫性充斥在城市化进程中，很多奇奇怪怪的建筑就是为了刺激、吸引公众眼球，有些设计师为了表现设计的价值而让作品带有强烈的设计痕迹，而真正好的设计应该是不显露设计痕迹的。”

徐冰通过自己的公共艺术设计体验，认为公共艺术品应该是不影响视觉同时兼具实用性。他在设计纽约曼哈顿下城的小广场时，把从曼哈顿老旧的桥头堡拆下来的石头转化成一些座椅，设置在一片竹林前，上面刻着中国古诗“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在曼哈顿一派忙乱的生活节奏下，这片穿过中国城的公共艺术区颇为相宜。

而徐冰受比利时当代美术馆邀请所创作的另一个互动的、参与式的公共艺术项目，是复制了一个捐款箱搬到美术馆，观众可以在其中交换由视觉的象形文字构成的明信片。这个项目完成后，捐款箱中的5000多美元被用来在肯尼亚盖了一座小学，而那些来自各国的视觉象形文字被徐冰做成了一本书。“书中的每个符号是由世界上各个阶层的人设计出来的，我只是整理并形成了一件艺术作品。这件作品你可以说它是公共艺术作品，也可以说是出版物或字体设计、ICAN设计，它能渗透到世界各地，可以有各种各样如俄罗斯版、法国版等版本。”徐冰表示，艺术是植入公共土壤中的一颗种子，这个种子具有生长性，这种生长性才是公共艺术的真正价值所在。

在进入网络传媒时代以来，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呈现出一种非对立性的崭新情态。全媒体时代则为一切公共领域的讨论与表达提供了技术的可能性。在这种文化语境下，虚拟的公共领域与实存的公共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日趋合流。对此，于洋认为：“除了实存的现实空间‘场所’，虚拟的网络传媒空间也成了另一个崭新的公共空间和充满活力的意见领域，且有其天然的平等性、民主性、迅捷性与互动性。当我们把网络空间视为公共空间的扩展与延伸，一个可以预见的‘网络公共艺术’的时代也必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