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7年开始，白谦慎在美国教中国书法，学生大多数是从未接触过汉字的白人，对毛笔的使用十分生疏，他们的书写是研究中国书法极有趣的实验。

白谦慎为国外学生写了一副对联样本——“花雨游鱼乐，柳荫鸣禽多”，学生们虽然大约知道这些汉字的意思，但临摹多是照葫芦画瓢，更遑论知道笔画间流露出来的书法法度。

学生们的书写千姿百态，例如电影专业的乔丹，对运笔和结构的领悟比其他同学都强，六周课程下来，已经写得有板有眼；绘画专业的克劳迪亚，有素描和速写的基础，对线条也敏感，运笔节奏掌握得不错；广告学专业的波琳，写得不太端正，却别有意趣，后来白谦慎反过来临摹她的书写，都不得其趣……

白谦慎说：“指导这些外国学生练习书法时，我让他们临写颜真卿的楷书名作《多宝塔碑》，经过学习，有些学生的字接近范本，这是训练的结果。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无意追求的效果。这种效果也分两种：一种是古人没有的‘天趣’，是不落前人窠臼的地方，会让我们有惊喜；第二种效果是歪打正着，他们在挥笔书写时，出现了一种和古代作品相似的结果。这是偶然得到的，不是有意识的追求。对这些作品的欣赏确实需要有书法史的眼光，需要去‘发现’。书写者本人并不会意识到这种‘天趣’和巧合的效果。”

成为白谦慎观察样本的，还有中国会写汉字的儿童的书写。被置于《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一书封面的书帖《唐故乐君墓志》，不是古人的碑刻，也不是后世书法家的临摹，而是武汉12岁小孩陈兮练习书法的作业，字体写得大小不一、参差不齐，而在白谦慎看来，个别字写得竟有篆书的味道。

陈兮的父亲也是书法研究者，在父亲提点下，他的字写得越来越成熟，然而当中的意趣却渐渐消失。这让人不禁生疑：既然未经学习的天然意趣被如此欣赏和赞美，我们熟练地临摹古人经典墨迹的意义在哪里呢？

所谓“经典”，往往是由于掌握了话语权的人，成功地使用了修辞策略，促进了某些书迹的“经典化”。例如，在中国历史上，唐太宗以“九五之尊”的地位亲自撰写《王羲之传赞》，扬大王，抑钟繇和小王，并利用体制的力量，成功地使王羲之登上“书圣”宝座。晚清的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也相当成功地运用了修辞策略，推进了碑学的发展。

“民间书法”的论述者在试图把一些过去不曾是书法经典的文字遗迹纳入欣赏对象和学习范本时，用的种种赞美之辞，诸如“民间书法是中国书法发展的根本动力”“民间书法具有平民精神”，等等，在白谦慎看来，都可以说是努力把某种文字遗迹“经典化”的修辞策略。

白谦慎认为：“古人的典范都是成年人建立起的，需要经过完整的学习过程来掌握它的游戏规则，也是技法和各种审美观念结合的产物。在清代碑学兴起之前，中国书法经典体系中的各种典范都已相当成熟。每个朝代的人学习这种典范，也不断地用自己的实践来丰富它。碑学兴起之后，强调原始、古朴、稚拙、天趣的审美倾向越来越强。

“我们熟练地临摹古人典范墨迹的意义，在于发现那些天趣的是书法家，而不是书写者。而这些天趣不可能在被临摹后得到传承，因为它们是自然发生而非学习的结果，是不需要积累的。也就是说，现在意义上的书法只要还存在一天，学习必须从经典开始。把一种本不是经典的东西纳为学习的范本，是经典化过程的第一步。至于它最终能否成为经典，还要看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