凿窟造象的技术，中国与印度相同，但造窟的形式与造象的形式，在中国都有变化，与印度不同。此外尚有各寺庙中的造象碑，自北魏以来，也非常盛行。碑碣的制度，本来是中国社会所固有的，不过自从佛教输入后，才有造象碑。佛教造象碑，有很伟大的作品，例如北魏永熙二年（公元五三三）大造象碑。至武定元年（公元五四三）功就，施工历十年，方始完成。最上刻佛象，其次护法，再次维摩诘经变，再次诸供养人，下为碑文，图文并茂，此碑可为造象碑中的代表作品，被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盗去已久。他如日本东京大仓集古馆，存一北朝造象，背光后刻诸杂技艺，也非常精美。造象碑盛行于北朝，是佛教艺术中的独创形成。

雕刻经幢，也是我国佛教艺术中所特创的。经幢本来是以织物制成，在幢上书经，故名经幢。随风飘转，以代诵读。在中国取其经久不坏，用石雕刻而成，其上所刻的经文，多是真言宗的咒语，唐代曾留下不少这一类的遗物。到辽金时代，陀罗尼经的经幢，尤其盛行，在佛教雕刻中，这是中国自己独创的形式，为印度所无。

佛教雕刻，以佛象为主，佛象的式样，在中国历世都有变化。佛象之在印度，因系热带衣着极薄，且多偏袒右臂，裸露胸膛，如云冈第十七窟至二十窟的本尊，都是所谓“偏袒右臂式，”衣服从左肩斜披而下，至右腋下。衣服的边缘搭在右肩头，右胸及右臂都裸露在外。衣褶为平行、隆起的粗双线。第八窟和二十窟的左右夹侍是所谓“通肩式”，宽袖的薄薄的长衣紧紧贴在身上，随了躯体的起伏，形成若干平行弧线，领口处为披巾，自胸前披向肩后。以上两种衣服的式样，在早期的佛教造象中是很流行的，大槪是原从印度传来的式样。其后演变为中国的服装式样，如云冈第十六窟的本尊是“冕服式”，衣服为对襟，露胸衣，胸前有带系结，右襟有带向左披在左肘上，衣服较厚重，衣褶距离较宽，作阶段状。第十九窟左窟中，垂脚坐的大佛，衣服也是这种式样。从这种式样，可以推知其从印度接承的图样。大槪“偏袒右臂式”和“通肩式”，比较为早期的形式，根据外来的型范所造。“冕服式”是中国式佛象的特点，联带的，有些菩萨象的中国式样，是下身着裙，上身为左右两肩披下的两条飘带，十字交叉在腹前，而代替了偏袒式上身悬挂璎珞的装扮。由衣服装饰的不同，可以看出中国与印度气候不同的影响，在造象艺术上，而有不同的表现。

自唐以后，佛象和菩萨象，更加中国化，中国的雕塑家们，在中国人中间，选取美与健康的典型，作为标准，面容和肌肉，都表现出美与力量，佛、菩萨、力士，也就是最可爱的形象。衣饰、背景、用具都逐渐的中国化，佛教与中国雕塑艺术，作到了融合一致。我们看大同华严寺的辽金时代佛象，与南寺明代佛象，去云冈甚近，但是作风不同。这就是其演变的结果。

到元代以后的佛教雕塑，曾受尼泊尔艺术家阿尼哥的一些影响。阿尼哥传弟子刘元，所作佛象，宽眉细腰，是其特点。这种形式，在西藏佛象中尤其普遍，清代的喇嘛教雕刻，即由这一艺术传统，发展而来。中国的雕塑，把外来的形式融合在自己民族形式之中，在一千五六百年的过程中，大大的丰富了自己的艺术，这些伟大的成就，今天是值得我们爱护并继续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