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佴旻 《天鹅湖》70.4X46.4cm 2014 纸本设色

稍稍熟悉中国现代绘画史的人都不难发现，从徐悲鸿、林风眠等人开始，传统水墨的格局面临实质性的变化。台湾画家席德进干脆宣称，未来中国绘画的历史将这样划分：林风眠以前的绘画史和林风眠以后的绘画史。席德进这一结论虽然与当下更为多元和多样的局面不十分贴切，但是，此结论放在中国画范围，意义仍然是一目了然的。林风眠（以及徐悲鸿）的实践已经不是他个人艺术趣味的体现，而是标志着一个绘画体系的没落，以及另一个绘画体系的历史性亮相。

在当代，任何一个再保守再无知的画家也不敢否认这样的现状，即：水墨画已从单一和封闭走向多元和开放。我相信一点，尽管传统水墨（或者说，传统中国画）依然是一部分人的衣食父母，这与学术评价无关。许多人被传统水墨在当下的市场热潮迷惑住了，以为市场是绘画现实的晴雨表，这是深刻的误解。杨佴旻立场坚定地指出：“水墨画（他指的是传统水墨）无论从哪方面来讲，实为和逐步走入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太不相适应，太陈旧了，中国画不能把陈旧当独特——不能让不思进取成为中国画坛的常态。”其实，这样的“常态”在社会现实的裹挟下大有席卷之势，很多曾经高举革新大旗的人纷纷缴械投降，心安理得地成了“常态”中的一员。正如杨佴旻质疑越是民族化就越是国际化的说法。他认为，作为一个当代画家，如不具备起码的视野和胸襟，怎么可能使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在现实中生效？换句话说，民族特点只是一种由时间沉淀的历时性的东西，若不能提升到与其他民族的共识性评判上，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