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成年，又要取一个名字，这就是“字”，古人取字多是在为他举行冠礼之时，即所谓“冠而字之”。取字与加冠有同样的意义，是人成年的一种标志，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名和字都是终生的称呼，相比之下，字是具有尊重意义的名字，因为它是一个人取得成年资格的标志，人们应以成人礼相待。人们称呼时，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就应该称他字了。在《三国演义》中，这类例子非常的多，关羽名羽字云长，张飞名飞字翼德，赵云名云字子龙，刘备、诸葛亮在称呼他们时，从不直呼其名，而称云长、翼德、子龙。诸葛亮称鲁肃为子敬、孙权称周瑜为公瑾、周瑜称蒋干为子翼等等，也都是以字相称。

称对方的字，并不是最尊敬的称呼，在官场中，称呼对方，就要称代表其尊贵的身份地位的爵位、官职等等头衔，这比比称字还要敬重。但是朋友、异姓兄弟及文人之间，有爵位官职而不称，以字互称，则更显得亲切朴实。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在信文中便称任安的字少卿，不称他的官职。再如唐代文学家韩愈，为人作墓志铭数十篇，大多数铭主都挂官街。而给柳宗元等几人所写的墓志铭，则以字称之，而不称他曾任过的职官之名。

对人称字为尊，称名，则在礼节上显得轻简，讲究礼节的人，更视直呼其名为一种失礼的行为，是对他的不尊重，甚至有羞辱感。南朝梁武帝宴请大臣，席间直呼大臣蔡撙的姓与名：“蔡撙”，梁武帝接连喊了几声，蔡撙置若罔闻，“竟不答，食饼如故。”梁武帝知道他是生气了，于是改呼他的官职称“蔡尚书”，蔡撙这才放下餐具，捧起笏板，恭敬地答应了一声。梁武帝问他。你刚才那么聋，这回耳朵怎么有灵了呢？蔡撙回答说，“臣职在朝官，陛下您不应该以名垂唤。”梁武帝原以为自己身为君主，以名呼唤臣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听了蔡撙这番话，也觉得有些没有顾及数，面“有惭色”没有再说什么。蔡撙之所以敢于对皇帝直呼他的名感到不满，还基于当时君臣之间的关系还保留着先秦及两汉时期互相礼敬的遗风。

西汉之时，皇帝对大臣就常常称字而不称名，如汉高祖刘邦就常称张良为子房，汉景帝称窦婴叫王孙。唐太宗李世民也常称臣下的字而不称其名。大约在宋代以后，皇帝对臣下称字而不称名的现象已不多见，因而有些皇帝对个别官员不称其名，而称字或任过的职官尊称，对于该大臣来说，则是一种特别的礼遇与恩宠。如元朝的著名书法家赵孟頫，官拜翰林学士，与元世祖的关系很密切，以字相称。明孝宗礼敬大学士刘健，呼先生而不名。

名的称呼使用，除君称臣之外，父母、祖父母等至亲尊长称呼子孙、授业的老师称呼学生，也可称名。还有，与某人无任何关系的两个第三者在称呼某人时，某人又是一般的不属受到社会普遍尊重之人，也称其名，都不属于失礼。

与别人称自己时，则应该自称自己的名，古人也有自己称字者，大约在东汉以后，一般不再自称己字，以称名为敬，称字为简。在社会交往中，自己称名称对方用字，便成为最普通的礼俗。对人自称自己的名，是自谦的方式表示对对方的敬重，即使对比自己身份地位低的人，也采取自称名的方式。如战国时期赵国国王的弟弟平原君赵胜，与游说之士鲁仲连等人交谈，说到自己时，就自称“胜”如何如何。

臣子在皇帝面前必须自称其名，向皇帝上奏章称臣某某，如李密上晋武帝的《陈情表》开头就称“臣密言……”这种礼制，古代叫做“君前臣名”，即使在皇帝面前称呼别的大臣，也必须说出他的名，而不能讳言其名，这种称名，是对皇帝的敬重，否则就是严重失礼。

臣下对皇帝称某官员不仅要称名，而且要称名字的全称，不可取名字的一个字代替。地方官向辖区下属百姓发布公告，常称自己的姓，而不称其名，如公元1762年，苏州知府孔某为严禁猪行买卖交易坑害卖主一事发布禁书，告示开头便称：“苏州府正堂孔，为串结坑异等事……”满人官员则只称名字的头一个字，如道光二年的苏州知府是满人，告示开头称“特调江南苏州府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额，为违断科派，恳求给示饬禁事外。”官员这样自称，是视属下百姓为子民，无须乎向他们亮出自己的名字。但对皇帝称起某官员也采取这种称谓方式，便是严重的不敬行为。

李建军写于2017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