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象州县文物遗迹众多，境内军田村古城遗址被许多考古学家认为可能是秦代桂林郡治的所在地，与此同时发现的还有两座汉唐时期古城址……文物遗存多，保护压力也大。去年，县文体局想为全县文物点设立标示牌，16.8万元的预算只落实了1万元——

运江古镇甘王庙

近日，历史上广西境内设立最早的“首府城市”——秦代桂林郡治所在何处，成为考古学界讨论的热点。前些年，学者普遍认为，秦代桂林郡治在广西桂平市或贵港市的可能性较大，但随着来宾市象州县军田村古城址的发现和进一步考古调查，许多考古学家认为，秦代桂林郡治所在地或为如今的象州军田村。

军田村古城址的发现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然而该遗址目前的保护却处于粗放状态。除此之外，“文物大县”象州共有文物点112个，但由于经济、技术、人员等原因，这些遗址的保护同样面临诸多困境。

发现：军田村古城址历史价值高

象州县地处桂中盆地，军田村古城址位于县东北部罗秀镇，距县城约25公里。2009年，象州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在进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该遗址，并确认了城址平面形状，以及城墙和护城河的位置。

据当地村民回忆，上世纪50年代，军田村四周还有比较完整的古城墙和东、南、西、北4座城门。直至上世纪90年代以前，军田村村口处（东城垣中部）还有土夯闸门，后被大雨冲毁，推测东城垣中部原为城门所在地之一。

2016年7月至8月，四川大学联合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象州县博物馆对军田村古城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试掘工作，明确了城址的形制，初步确定了城墙构筑方式及城址年代等问题。

考古调查报告称，城内出土和采集的夹砂陶片、磨制石器和拍印方格纹硬陶等器物显示出较明确的年代信息，推断城址年代应在秦至西汉早中期。在形制上，城址“内墙外廓”的古城形态具有中国早期城市的特点。城址沿用年代较长，所在区域的人类活动可能在商周时期已经出现，直至宋代及明清时期仍有大量人群居住活动。此前，有学者认为军田村古城址或为秦代桂林郡治所在。这次调查发掘虽没有采集到明确的秦文化遗物，但从城址规模及形制可以确定，城址应为相关区域某一时期的行政中心，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现状：县内文物遗址亟待保护

与军田村古城址同时发现的，还有大普化和大乌来两座汉唐时期的古城址。在如此小的范围内，发现3座聚集分布的秦汉至唐宋时期的城址还是第一次，这对填补广西乃至岭南地区的历史空白具有重要意义，为研究岭南地区社会文化发展进程提供了新资料。

除3座古城址外，象州文物遗址众多，可谓“文物大县”。比如，广西最大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南沙湾贝丘遗址、具有众多石刻碑文的六祖避难禅修地“六祖岩”、唐大将军薛仁贵衣冠墓、清代教育家郑小谷故居、始建于汉代的小岛式古镇——运江古镇、总数超过1200座的多个汉墓群等。

“至2016年底，全县文物点共有112处，有的已被确认为自治区级、市级文保单位，更多的还在申报认定之中。”象州县文体局副局长覃良年介绍。

然而，军田村古城址保存状况较差，城内密集分布着现代民房，城墙则长满参天大树。据当地群众反映，县内一些汉墓的盗掘情况较为严重。今年清明期间，明代理学大儒吕景蒙墓也被盗掘。众多重要文物遗址亟待加强保护。

困惑：如何让文物“活”起来

“要让这些沉睡的文物‘活’起来，保护是前提。”覃良年坦言，负责基层文保工作的县文管所条件有限，面对文保重任，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2016年，县文体局计划为全县文物点设立标示牌，以便普及文保知识，明确保护范围。但16.8万元的预算，最后只落实了1万元。”县委宣传部、县文体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贫困县，县里的财政经费能维持日常公用已经很不容易，基本没有经费用于文物保护。

“不是省保、市保以上级别的文物遗址，很难享受到中央财政的专项经费，而市县财政较为困难，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广西文物局研究馆员蓝日勇说，这一现象在西部地区尤为普遍。

通过调查发现，在广西，县一级的文物管理所大多和县博物馆共用一套人马。“博物馆人员较少，主要负责日常展览事务，文保工作很难深入落实。”象州县文物管理所所长韦文俊表示，由于缺乏经费和专业人员，文保宣传、巡查和防盗的压力也不小，有的文物点甚至无法划线保护。此外，基层文保机构没有执法权，文物点被破坏后，文保工作人员往往只能报警、劝说。

不少基层文保工作者表示，基层的文物古迹不断消失，既有自然损坏，也有人为盗窃破坏；由于文保意识淡薄，有的群众对于盗掘文物现象视而不见；文物保护为当地经济发展让步的事例也时有发生；基层文保人才匮乏、权责不清、经费不足，相当一部分文物处于自生自灭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