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京华时报报道，2008年12月，北京某拍卖公司以“100%成交率”、“天价估值”等承诺将国内300余收藏爱好者的2500余件藏品汇聚一堂。但两日的拍卖会未有买家出手。众卖家质疑主办方虚高估价套取高额宣传费，围堵拍卖公司工作人员18个小时，并连夜取回拍卖品。（东方IC/图）

一骗一骗又一骗

尽管证据俱在，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的几位检察官，依然在反复研究推敲很久之后，才最终决定把宝艺公司这类“文物”鉴定、拍卖骗局，确定为涉嫌刑事诈骗、共同犯罪。“除非有明显的禁止行为，司法不应该轻易插手经济市场，看不懂的不要轻易上。”一位程姓检察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自2015年至今，上海、常州、嘉兴等地公安机关侦办、披露的“文物”鉴定、拍卖诈骗案件已达34起，批捕或控制犯罪嫌疑人412人，已核实受害者五千余人。但对包括宝艺公司在内的上述涉案单位，基本尚未宣判。

相比审判的复杂，骗局却可以快速迭代、扩张。宝艺、德宝轩公司的大部分员工，之前并未从事过鉴定、拍卖行业。但他们一旦掌握了诈骗逻辑，成为熟练工，很快就可以“自立门户”、自成组织。徐汇区公安在另一家涉案公司玺允公司抓获的78名犯罪嫌疑人中，有41人即来自宝艺公司。如此一来，这些诈骗公司之间就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从发现被骗，谢永洪改吃素了，“吃面条不吃米饭，因为面条便宜。”谢永洪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谢永洪在一个全国维权群中认识了吉林人杨灏涵。杨灏涵是一位毕业于政法类高校的公务员，也曾遭遇类似的“文物”诈骗。受杨灏涵影响，谢永洪维权“不闹访，备齐资料，持续向有关部门举报”。通过各种方法，谢永洪要回了他的两万元被骗钱款。现在，他还希望带着自己的38个群友，要回大伙儿支付给金堂公司的50.9万元人民币。

谢永洪先后向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国家信访局等多处举报金堂公司。2016年，金堂公司反以“名誉侵权”为由，起诉谢永洪，虹口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金堂公司又将一份措辞严厉的《特别声明》贴上官网，指责谢永洪“四处诬告、百般造谣、煽风点火”，“是一个野蛮人的行径”……

这桩案子还没有开庭，不知为什么，原告就撤诉了。公司还依旧红火地办着：2017年2月26日，金堂公司举办了“中国民间收藏研究会走进金堂”大型免费鉴宝活动；打开公司官网，还能看到“成交第一，服务至上”的承诺。

和宝艺公司、嘉玺公司操持着同一套“话术”的拍卖公司们，依然一个接一个把电话打到谢永洪这里，问他要不要拍卖藏品。骗术也有了升级、翻新。有的诈骗者蹲守在贷款公司前，与经济有困难的目标对象搭讪，怂恿对方回家寻找“传家宝”，可到他们那里鉴定、贷款。落入圈套者支付高额鉴定费后，贷款之事不了了之。针对层出不穷的维权受害者，还出现了“两面吃”的收债公司，和骗取受害者信息敲诈诈骗企业的“二道骗子”。谢永洪的微信群设置重重关卡，也是为了防止这些人混入其中。

受害藏家有贪心

两年多来，无数被骗藏家致电上海市文物局，期待文物局“主持公道”。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上海市文物局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被骗前就来咨询的藏家少，被骗后才来申冤的藏家多。有的人是藏品被正规拍卖企业鉴定为没有什么价值，但仍不死心，最后被骗，也有的人连续六七次被骗才恍然大悟；甚至有“黑吃黑”失败者——本想用地摊上低价买来的藏品“以小博大”，骗那些“来者不拒”的鉴定、拍卖公司，未曾想反而落入了后者的圈套。

文物局并没有与此相关的“主持公道”的执法权。文物保护法、《文物拍卖管理办法》赋予文物行政部门具有约束力的职权，只有简单几条：颁发给符合条件的拍卖企业《文物拍卖许可证》，对持有《文物拍卖许可证》的拍卖企业进行拍卖前的文物审核、拍卖后的文物记录备案。

一方面，《文物拍卖许可证》“申请容易吊销难”，最高的申请门槛，也不过是“有5名以上文物拍卖专业人员（具有文博系列高级职称或具有《文物拍卖企业专业人员资格证书》）”。但吊销程序，却只能在拍卖企业明确违法违规时才能进行。要把关，文物行政部门只能守紧每两年一次的年审这道“关口”。

在涉案的拍卖企业中，绝大多数根本未持有《文物拍卖许可证》。按照文物保护法，它们若被认定为“尚不构成犯罪”，就只能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制止”，并处以相应罚款。

更无奈的是，“文物拍卖”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很多受骗的藏家其实没有效力。因为他们的许多藏品根本就是现代制品，不在文物保护法规定的五种“文物”范围之内。

如果藏家在被骗之前咨询，文物局还能引导他们到有《文物拍卖许可证》的公司进行鉴定、拍卖——在上海，这些公司共有53家，在上海文物局官网上都有公示。如果藏家已经被骗，心急如焚，工作人员就只能建议他们转向工商或公安机关报案。但鉴定、拍卖类案件，在这两者的工作范畴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最近一年来，上海市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也做了一些主动尝试，比如拍摄《远离古玩陷阱》等宣传片，揭露鉴定、拍卖骗局。早在2014年10月，国家文物局就批准了天津市文物开发咨询服务中心等7家文博单位，在民间开展收藏文物鉴定的试点工作，至2016年底，共为四千多名藏家鉴定了7万余件藏品。2017年3月，上海市文物局又推荐了上海文物商店、朵云轩集团、上海市收藏家协会三家单位，免费面向社会公众开展民间收藏文物公益鉴定咨询，试点期一年。

文物鉴定主观性强，相关法律也长期存在空白。国家文物局正在加紧制定《文物鉴定规程》。规程出台后，将对文物鉴定机构及从业人员提出引导性要求，对文物鉴定业务的全流程进行规范，对“文物鉴定证书”的出具及内容做出明确的要求。

“文物鉴定、拍卖诈骗之所以频发，”上海市文物局的相关工作人员这样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首先是诈骗公司动邪念，其次是制度建设不完备，最后是受害藏家有贪心。”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承载，曾经追溯占据全国拍卖“大半壁江山”的民国上海，他总结出：当年除了顶级的传统收藏世家、热爱收藏的巨贾，以及小部分晚清遗老外，是教授、高级医生、中小企业主、银行金领等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士，组成了藏家金字塔的基础。这些人在行业协会等渠道的帮助下接触到相关的收藏专家和知识，然后才拿出钱来试水买进。而现在的局面是，很多不具备相关文物、鉴定、拍卖知识的人，跳入文物收藏的洪流中，迷失在真假难辨的信息海洋里。“收藏群体如此之大，而其文化层次如此之低，前所未有。”承载说。

当大量藏家的藏品无法得到正规拍卖企业的青睐时，鉴定、拍卖诈骗公司就应运而生，正好投合一批藏家“捡漏”的想法。在承载看来，捡漏在现如今也不是没有可能，“文物本身的神秘性正是它们对藏家的吸引所在”，但捡漏终归需要的还是知识，而非运气：“任何的盲目自大，最后都会导致不必要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