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逊·波洛克，《钥匙》，1946

“人们从来没有充分地认识到波洛克的绘画技巧，这是一种令人惊讶的能力，他可以减慢作画速度，描绘出纤细的线条，也可以加快速度，让线条尽情宣泄，他使线条这个极为简单的绘画元素变得丰富起来——他可以改变它、复兴它、用令人尴尬的丰富性来完善它，而这一切，他仅仅依靠绘画就能够做到。” [1]显然，控制与放任之间的紧张关系恰恰就是现代人主体性的基础。波洛克运用抢眼的视觉语言，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男性的形象——他想要尽力地控制外界和内心之中种种强大的力量。我们还可以找到类似的当代文化主角——例如，爵士乐音乐家游走在混沌的边缘，黑色电影中的私人侦探或主人公想努力地在混沌中寻找秩序，去对抗身心内外的邪恶——而从事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艺术家则是通过运用和改造现代主义的视觉语言，以隐喻的方式展现这种活动的。慢慢走近波洛克的绘画，观众们就会发现，一出叙事性的戏剧正在徐徐展开，象征着秩序和混乱、控制和放任的各种符号争相上演。作品在形式上的秩序，冲破了非理性、混沌和杂乱的浪潮，呈现出英雄般的气概。作品也同时包含着秩序的对立面。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控制和放任两种活动在美国的文化当中有着重要、特殊的含义，它们也是现代人话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只有将绘画和这种话语联系起来，才能看清两者的全貌。人们在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如是评论波洛克的绘画——作品表现出画家对不可控制的元素的掌控（他们常常把波洛克的作品与爵士乐进行比较），[2]画家的无意识冲动和原始冲动介入创作，才导致作品的诞生（因此这些绘画也记录和标志着艺术家与内心中的他者的争斗），等等——这些评论因为面对的是现代人话语之下的批评和绘画，因此获得了意义。我相信，假如我们仔细地观察作品当中的其他暗喻，并且联系现代人话语来看待的话，这一点会变得更加明显。

注释：

[1]奥康纳，《杰克逊·波洛克：绘画、草稿和其他作品分类目录》，第4卷，第26页。

[2]也许最早将波洛克的绘画与爵士乐进行类比的，是埃莉诺·朱厄特在《芝加哥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1945年3月6日，第13页），她写道：“显然，波洛克学会了新潮的演奏方法。他的主要麻烦似乎在于，他的小号声音太响了，因此人们无论在哪儿都能听到。”类似的形容也出现在阿尔弗雷德·弗兰肯斯坦（AlfredFrankenstein）的文章（载《旧金山新闻》，1945年，8月12日）里，他写道：“其作品当中四处飞溅和闪耀的斑点，表达的是感情而非形式，人们欣赏他的绘画，就像欣赏最好的爵士乐那样，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即兴创作，而非有意的设计。不过，尽管他的作画动作显得很狂暴，其绘画却能够把那些激昂的色彩和交错的线条统一起来。一股巨大的涡流，让整个画布形成一体。”（转引自奥康纳，《杰克逊·波洛克》，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