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霖 谁与偶无联

清朝遗老的致富生意经

在上海这样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混世界，可谓是居大不易。遗老们虽抱定忠君保皇的宗旨信仰，但基本的衣食粮米生涯当然不能少；而且都有前朝功名，身架子也不得不维持，没有一定的摆谱儿和排场，一副穷困潦倒之相，这日子也过不下去。一肚子孔孟圣贤之道，若论做实业开厂，或做买办经营公司，那都是新贵们的事，遗老们第一不会，第二也不屑。想想可以待价而沽的，还是好不容易挣来的前朝功名。于是挂牌鬻书，每每以尚书、学政、翰林的名衔标榜。姑且不论书法本身优劣，状元书法一定价高于探花，六部尚书侍郎书法一定高于知府道台；过去博取科举功名必有一手好字，即使是馆阁体，只要附着于名位，讲得出名头，在市民阶层受欢迎的程度也远胜于笔墨娴熟的职业书法家墨迹。其间不仅是艺术性的比拼，更是综合社会效应的轻重评判。故而著名的遗老李瑞清在上海卖字鬻书，因其曾任江苏提学使和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校长）的身份，生计大好。他与好友曾熙（农髯）札，竟有如下的“告白”让人大跌眼镜：“鬻书为活，如牛力作，亦足致富。安知他日不与欧美豪商大贾埓富乎？髯乎髯乎，吾与子其为牛乎？”

以卖字而竟欲与欧美富豪比富，几乎令我们不敢相信他是个学问官，是通学大儒，是“提学使”、大学校长，是本应道德风标、口不言利的角色。不但李瑞清是如此，还有一位名家郑孝胥，晚年失节，曾追随末代皇帝溥仪逃到东北长春成立伪满洲国，还任内阁总理大臣，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仍嫌溥仪与日本主子的卖国行径不够彻底，不断要溥仪听他摆布而屈从于日本关东军的控制，不准持有异议，一不如意，便以辞职相威胁。他之前在大连即告诉溥仪要脱离而去，其辞呈所列理由中，竟有如下一段对话：“我最近卖了房屋，得了一大笔钱，本来是一个极舒服的人，加上每月卖字收入一两千元，现在（因追随溥仪皇帝）全都搁浅了，损失太大。我打算回天津”。

卖字平均每月可得数千元，在当时堪称巨款，足见其富足自得。但想想，若没有他在前清时的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职衔与经历，卖字的市场何以如此之好？遗老鬻书，像李瑞清、郑孝胥这样的风云人物，一手持古诗文书画雅翰，一手数钱数到手软，在当时是并不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