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霖

科举“状元”名号的魔力

在遗老中最如鱼得水的，是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恩科状元刘春霖（1872一1942）。他是末代状元，因为第二年1905清廷就废科举，再也没有状元榜眼探花了。刘春霖状元及第后曾任翰林院修撰、福建提学使、直隶法政学堂提调、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监督，又任直隶省教育厅长。初隐上海，后久居京师，得以鬻书为生者，正是基于他的状元名号。清廷颠覆，皇帝逊位；皇权既败，状元之名位自不会再有，于是刘春霖成了虽不空前但却“绝后”的珍稀存在，他自称“第一人中最后人”，后来久居北京宣武门侧约有二十余年。民国以后，与北方诸大佬吴佩孚、冯国璋、宋哲元、于学忠，以及当时名流郑孝胥、王揖唐等交往。王揖唐为刘氏同科进士，王在华北投敌做汉奸，想借刘春霖的状元名头而邀其出任伪北平市长，遭严词拒绝，为此刘春霖惨被日军抄家；郑孝胥曾邀请刘春霖出任伪满洲国教育部长，亦被拒之门外。士大夫讲究气节风骨，刘春霖堪称典范。政治上既难以作为，但利用状元公、殿试首魁的名望与经历，鬻书却生计丰厚，乃至应接不暇，还请人代笔。自嘲曰：“人有巧拙，拙者我之短，亦即我之长；倘随俗俯仰，恐用力愈多，见功愈寡”。

于是刘春霖尽其一生专心致志卖字鬻书。论上举见解，看人视已，冷暖自知，是个极有主见之人。其实，在宋元明清直至民国，书法好的都“学而优则仕”，通过科举做官。“专业书法家”在过去是没有的。因为彼时书法是写字，只是写得好而已；但若论刘春霖是“职业书法家”却大致无误，考中状元后却江山颠覆，又目睹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敌国入侵，遂退隐而不求治国平天下之志，坚守气节之同时又甘愿终老翰墨间，挣得一个钱财盈箧十分富足的地步。这过时了的“状元”名号，虽未让他在政界官场上叱咤风云，却着实成全了他的一生。

想民国初年京沪之间，从官绅士民到金主财阀、企业巨子，人人以得刘春霖的馆阁体状元对联悬于室中，以为炫耀之本且“面子十足”，不禁想起我初到杭州浙江美院读书留校当老师，其时高考恢复不过十年，新一代学子每每于高考中考折桂登魁，则必于南山路涌金路口之名餐馆“状元楼”摆酒设宴，以祝其成，以贺其魁。其实若论“状元楼”菜品实在一般，且因公营关系，服务和设施皆不理想，但远近士民必取“状元楼”之寓意吉利而趋之若鹜，每呈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景象，生意兴隆并不愁客源。随着西湖南线景点改造之议起，和杭城餐饮业企业体制改革，“状元楼”杳无踪影已三十年矣，今日南山路上，已毫无痕迹可寻。以视“状元书法”曾经盛于民国的风气，而今安在哉？

自检思绪之跳跃离奇，一至于此，谬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