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局部）（北宋原版）

明代怎样给书画定价？

为书画定价殊不易也。米芾尝言：“书画不可论价。”（参见《画史》第148页）但商定一个买卖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又是交易的前提。

虞和讲过一个故事：“旧说羲之罢会稽，住蕺山下，一老妪捉十许六角竹扇出市。王聊问一枚几钱，云直二十许。右军取笔书扇，扇为五字。妪大怅惋，云：举家朝餐，惟仰于此，何乃书坏？王云：但云王右军书，字索一百。入市，市人竞市去。”（《论书表》张彦远编《法书要录》卷二，载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一），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39页）“字索一百”就是张彦远所说的“约字以言价”，（参见《历代名画记译注》卷二，第112—120页）即书法作品以字数的多少来定价。

这个标准也被后世沿袭，如元代书法家赵孟頫在世时，作品就是按字数多少论价，“一字白银五分”。（参见《书画跋跋》卷一，第936页）《戒庵老人漫笔》中有一条记载，为我们探究书法作品的定价留下了重要线索：

逸少《二谢帖》真迹凡七十六字。后有赵清献公抃并苏子容等跋。字画亦无残缺。但墨气已尽。此余乡顾山周氏先世物，子孙欲求售，特携以问价于文衡山。曰：此稀世之宝也。每字当得黄金一两，其后三十一跋每跋当得白银一两，更有肯出高价者吾不论也。（参见《戒庵老人漫笔》卷五，第173—174页）

文徵明的定价标准也是“约字以言价”，王羲之的行书《二谢帖》在当时每字值黄金一两，其后的题跋每跋值白银一两。该帖共七十六字，其后有三十一跋。价格当为七十六两黄金又三十一两白银。

明末文震亨（1585—1645）有言：“书价以正书（即楷书、又称真书）为标准，如右军草书一百字，乃抵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正书；至于《乐毅》《黄庭》《画赞》《告誓》，但得成篇，不可记以字数。”（《长物志校注》卷五，第139—140页）其实，“书价以正书为标准”的提法源于唐人张怀瓘的《书估》，《书估》以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为例，论及书法的定价：

如大王（王羲之）草书字值，一百五字乃敌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真书，偏帖则尔。至如《乐毅》《黄庭》《太师篇》《画赞》《累表》《告誓》等，但得成篇，即为国宝，不可计以字数，或千或万，惟鉴别之精粗也。他皆仿此。近日有钟尚书绍京，亦为好事，不惜大费，破产求书。计用数百万贯钱，惟市得洁库行书五纸，不能致真书一字。（《书估》，载王伯敏、任道斌、胡小伟主编《书学集成》（上），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89页。）

张怀瓘的定价标准是楷书（即真书）比行书贵，行书比草书贵。形成这种定价标准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王羲之的楷书存世量极少。在唐代“数百万贯钱”已经“不能致真书一字”了。其二是楷书的书写较行书、草书而言更为耗时。

明代张丑所著的《清河书画舫》（约成书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也沿袭了张怀瓘的说法，他说：“（王羲之）草十行敌行书一字，行十行敌真书一字耳。”（参见《清河书画肪》，第145页）可见“书价以正书为标准”在当时是受到广泛认可的。根据这个标准，楷书的价格要高于行书与草书，如明代张凤翼的楷书润例是写满一个扇面一钱银子，但行书八句却仅要三分银子（一两等于十钱，一钱等于十分）。（参见明·沈瓒著《近事丛残》，北京广业书局，1928年，第29页）李日华的一个细楷扇面要银一钱，单条草书每幅仅要五文钱。（《六研斋三笔》卷四，第243页）

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名价品第》中讨论了绘画的定价问题：

书画道殊，不可浑诘。书即约字以言价，画则无涯以定名。况汉魏三国，名踪已绝于代，今人贵耳贱目，罕能详鉴，若传授不昧，其物犹存，则为有国有家之重宝。晋之顾、宋之陆、梁之张，首尾完全，为希代之珍，皆不可论价。如其偶获方寸，便可椷持。比之书价，则顾、陆可同钟、张，僧繇可同逸少。书则逡巡可成，画非岁月可就，所以书多于画，自古而然。今分为三古，以定贵贱。以汉魏三国为上古……以晋宋为中古……以齐、梁、北齐、后魏、陈、后周为下古……隋及国初为近代之价……若铨量次第，有数百等……夫中品艺人有合作之时，可齐上品艺人；上品艺人当未遇之日，偶落中品。唯下品虽有合作，不得厕于上品。（参见《历代名画记译注》卷二，，第112—120页）

这段话有三层含义：其一，画价高于书价，因为“书则逡巡可成，画非岁月可就，所以书多于画，自古而然”。明代的谢肇淛（1567—1624）也说：“盖世之学画者功倍于书，而世之重画者价亦倍于书也。”（《五杂组》卷七，第133页）其二，创作时间早晚（上古、中古、下古、近代）是古画定价的标准之一。元人汤垕在论及古画价值也说：“得伯时（李公麟）画三纸，可敌吴生（吴道子）画一、二纸，得吴生画二纸，可易顾陆（顾恺之、陆探微）一纸。其为轻重相悬类若此。”（汤垕：《古今画鉴》，载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二）） 其三，艺术价值高低（铨量次第）也是古画定价的重要标准。书画定价和鉴赏品评往往联系密切。在初刊于明天启年间的《绘事微言》中，作者唐志契也论及绘画的定价：

画有价，时画之或工或粗，时名之或大或小分焉，此相去不远者也，亦在人重与不重耳。（《绘事微言》卷下，第66页）

这句话也有两层含义：其一，绘画作品是以绘制的工粗、画家名声的大小来定价的，即“时画之或工或粗，时名之或大或小分焉”。如仇英（1494—1552）的画作就以工细著称，他的画作在当时价位很高，据陈继儒（1558—1639，明代文学家、书画家）说可以和赵伯驹（1120—1182，南宋画家）抗衡。（陈继儒说：“今仇之声价，亦与千里抗行，谁谓古人相远也。”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但他画一幅画所耗时日也极长。他为周六观作《子虚上林图卷》“卷长几五丈，历年始就”，获酬百金。（参见《清河书画舫》；笔者注：另有一说《子虚上林图卷》耗时6年，依据为《眼福编二集》所记“嘉靖丁丑孟春夏六月始，壬寅秋八月朔竟，吴郡仇英实父制”，（此事参见杨恩寿著《眼福编二集》卷十四，徐娟主编《中国历代书画艺术论著丛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其二，决定绘画作品价格的关键还在于买家的好恶，即“亦在人重与不重耳”。张彦远说：“但好之，则贵于金玉；不好，则贱于瓦砾。要之在人，岂可言价？”（《历代名画记译注》卷二）郑板桥（1693—1765）说：“方其富贵日，价值千金奇。及其贫贱来，不足换饼糍。”（参见郑板桥著《骨董》，载王锡荣编注《郑板桥集详注》）皆为洞见。

画价还因题材不同而有所区分。如明代高濂所言：“山水为上，人物小者次之，花鸟竹石又次之，走兽虫鱼又其下也。”（《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中》）文震亨也说：“画，山水第一；竹、树、兰、石次之；人物、鸟兽、楼殿、屋木小者次之，大者又次之。”又说：“画价亦然，山水竹石、古名贤像，可当正书；人物花鸟，小者可当行书；人物大者，及神图佛象、宫室楼阁、走兽虫鱼，可当草书。”（《长物志校注》卷五）

从项元汴（1525—1590）的标价来看，同一作者的山水画价格远高于花鸟画价格。以元代画家钱选为例，项元汴为他的两件作品标过价格。一幅山水标价三十两银子（钱选《山居图》）；一幅花鸟标价十两银子（钱选《梨花图》）。两幅画的尺寸大致相同，但山水画的价格是花鸟画的三倍。

画价还受尺幅大小影响。据《元明事类钞》（清·姚之骃撰）说：“王冕善画梅，不减杨补之，求者相望，以缯幅短长为得米之差。”（《元明事类钞》卷十八）可见，王冕就是根据尺幅来确定画价的，这可能是以尺幅大小为定价标准的最早记载。这种定价方式也被后世沿用，如清代书画家郑燮的润例：“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周积寅、王凤珠编著《郑板桥年谱》，山东美术出版社，1991年）当然，在具体交易的时候，消费者更看重作品的艺术价值而非尺幅大小。正如汪珂玉所说：“古人得佳画，不限于大小幅。”（《珊瑚网》画录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