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讲座中，孔令伟教授将以政和牛鼎为例，探讨古器物及其图像表达。

首先，观念的表达和图像的选择这两者间往往存在不协调性问题。在艺术创作中，这种问题比比皆是。在我们欣赏艺术作品时，这个问题也经常出现：当我们欣赏一件艺术作品时，往往会赋予艺术作品一个特殊的观念或看法，比如《蒙娜丽莎》这幅画，在沃特·佩特(Walter   Pater)笔下是女妖的形象，但实际上我们所知这画的是弗洛伦萨丝绸商人的妻子或者是莱奥纳尔多的自画像。再比如，公元三世纪，萨拉里亚大道石棺雕刻《好牧人》(早期基督教经常引用的形象，象征基督精神)，实际上原型来古希腊雕刻《负羊的赫尔墨斯》。

藏于慕尼黑的丢勒《自画像》，按照米什莱(Jules   Michelet)的说法，是在刻意模仿基督圣像。在米什莱的眼中，这位“基督“对艺术充满了热情，同时也是一位“勤奋、刻苦、高尚的工匠”。米什莱开了后世用心理分析方法研究艺术史的先河——罗中立的《父亲》是和丢勒《自画像》相类似的例子。

纽约的自由女神像也很有趣，雕塑家是按照自己母亲的样子塑造了心中的“自由女神”。我们身边还有一个例子，艺术家耿建翌有一件蜚声海内外的画作——一个表情复杂的光头男子，这个形象甚至被看作中国人的时代肖像，但他画的实际上是自己的同乡，油画系的同班同学。

在我们的美术史中经常碰到这样有趣的问题，即艺术家想要表达的观念和艺术家所选择的具体的图像之间总会有相互抵触、相互矛盾的地方。一个非常抽象的观念如果不借助具体的形象去表达，那么这个抽象的观念将无法显现;但反过来讲，一旦一个具体地形象出现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图像的阅读又会受到其他干扰，甚至会偏离这个形象一开始想要传达的意义。观念和用以表达观念的图像总是充满了紧张关系，后者要受到具体创作环境及艺术家个人心态的制约。

为什么学术界如此关注牛鼎?因为它涉及了这个非常有趣的美术史问题，即观念与图像的不对称性。

牛鼎

政和牛鼎是宋徽宗时代复兴古典传统运动中刻意制作的一件仿古器物，仿造的是西周时期为晋文公夫人晋姜制作的晋姜鼎。徽宗之后，这件仿古器物一直流落北方，而今重见天日。

牛鼎的重要性在于它被赋予了强烈的象征性涵义。荀爽曰：鼎象三公(周代三公：司马、司徒、司空)之位，上则调和阴阳，下则抚育百姓，牛鼎受一斛，天子饰以黄金，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三台：汉代对尚书、御史、谒者的总称。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足上皆作鼻目为饰，……董逌曰：至于牛鼎，大鼎也，惟天子诸侯有之。

政和“牛鼎”所体现的观念和图像的不对称性，和历史上对于青铜古器的认知有一定联系。

《汉代“特牛”之礼与马王堆帛画中的祭奠图像》，故宫博物院院刊

周代列鼎鼎实包括牛、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九种。另有特牲：即“特牛”、“特羊”、“特豕”。汉代墓葬中的“特牛”祭奠例证，在《汉代“特牛”之礼与马王堆帛画中的祭奠图像》可见三鼎、两壶(两钫)的器物组合，“特牛”含四类盛实(牛、鱼、腊、肠胃)，将肠胃同置于牛(羊)鼎中，这样便是三鼎之数。春秋时期，楚人基本上是将牛、羊、豕三牲分别放置在不同类别的铜鼎内，与周人将其同置于一套列鼎的做法完全不同。

本次讲座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牛鼎来历

“大晟钟”、“政和鼎”、“牛鼎”是流传到今天的几件政和礼器。靖康之变后，“牛鼎”曾流入金营。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中说：俄遇僭乱，侧闻都邑方倾覆时，所谓先王之制作，古人之风烈，悉入金营。夫以孔父、子产之景行，召公、散季之文辞，牛鼎象樽之规模，龙瓿雁灯之典雅，皆以食戎马，供炽烹，腥鳞湮灭，散落不存。文武之道，中国之耻，莫甚乎此……

吕大临《考古图》中的“牛鼎”

蔡絛提到的“牛鼎”，可能是指吕大临《考古图》中著录的牛鼎，但更可能是指政和牛鼎(铸于徽宗政和甲午年，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靖康之变后流落北方)。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集古名绘》册，内有传刘松年《博古图》，画面右上角书案上摆放一尊古鼎，器形与这件“牛鼎”颇为类似。孙诒让在《宋政和礼器文字考》中提到，南宋人已经辨认不出政和六年铸造的“牛鼎”和“钦崇豆”，认为是“刘宋间物”和“商代之物”。宋代陈世崇(1245-1309)《随隐漫录》也有记载，绍兴初，有献鼎于行都，上赐白金三千两。赐三茅观，高一尺三寸有咫，两耳旁出三足，与首皆类牛。腹外周纹如篆籀，腹内篆铭曰：“维甲午八月丙寅，帝若稽古，肇宋鼎，审厥象作牛鼎，格于太室。从用享，亿万宁神休，惟帝时宝，万世其永赖”。

明朝弘治年间，此“牛鼎”在河北丰润文庙被发现，世称丰润牛鼎。   [清]徐珂(1869-1928)编，《清稗类钞》鉴赏类有“丰润学宫有古鼎”条，文如下：康熙时，方朴山大令楘mu如宰丰润，著《浭geng阳杂兴》诗，中有‘赝鼎摩挲学舍昏’之句，自注云：‘学宫古鼎，为某家师以赝者易之。’程瑶田言：‘余验是鼎，青绿透入铜质中，非近人所能赝造。且宋时于古铜器，皆磨治之，涂以蜡，今之鉴古者名曰宋磨蜡也。是鼎翡翠朱砂瘢，与铜质均平若一，殆经宋时磨治者欤?其铭乃六朝人追仿古篆，不能如秦、汉之古，所固然也。朴山但据谣谚云云，未之深考耳。’丰润县牛鼎，重五十五斤，两耳三足，承鼎腹处为牛首，足末为牛蹄，故铭曰牛鼎。《县志》谓明掘土得之。铭辞四十一字，有‘甲午八月丙寅’及‘宋器’字，适与刘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为甲午，八月二日为丙寅相合。先是，汪翰林师韩推求史鉴，谓鼎当铸于赵宋政和年，疑有误。……”(中华书局，1984年，第9册，第4331页)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程瑶田发现牛鼎铭文中的“肇作宋器”，应为“肇作寶器”，“据薛氏《款识》载祖辛卣‘寶’作‘宋’以证之”。“今考定‘宋’之为‘寶’”  遂又作了一篇《考定丰润牛鼎非宋器记》，即丰润牛鼎的铸造年代既不是刘宋年间，也不是赵宋年代。

《金石索》也著录了政和“牛鼎”铭文，并作了考证，但未著录器形。针对铭文中的“惟甲午八月丙寅”，《金石索》中的考证文字称：“惟北宋得三甲午，此盖徽宗之政和四年，其丙寅则八月之二十三四日也。其时诏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属。”针对铭文中的“宋器”，《金石索》称：“惟铭中宋字或释作宗”。

总的来看，铭文中“惟帝时宝”已经有一个“宝”字。程瑶田据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法帖》释“肇作宋器”为“肇作寶器”，则两个宝字写法不一，总是令人生疑。相比之下，我们人为《金石索》中所讲更为可信。

二、牛鼎与《考古图》、《博古图》、《三礼图》

“肇作宋器”、“肇作寶器”：其原型为究竟何物?

“牛鼎”在吕大临《考古图》中有著录：称“内藏”，“不知所从得，以黍尺黍量校之，深八寸六分，径尺有八寸，容一斛，无铭识。”从名称上看，这件“牛鼎”应该是政和牛鼎的原型。

在此基础上，董逌在《广川书跋》中称：牛鼎无铭识，昔者内府出古器，使考法定制。工官图其状求余识之。曰：深八寸六分，径尺有八寸，其容一斛，刻文涂金，世不知所本。乃考礼图，图有牛鼎、羊鼎、豕鼎，其足以牛、羊、豕为饰，可以得其名矣。鼎足尽为牛首，知其为牛鼎矣。荀爽曰：鼎象三公之位，上则调和阴阳，下则抚育百姓，牛鼎受一斛，天子饰以黄金，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目为饰，……至于牛鼎，大鼎也，惟天子诸侯有之。其饰以金者，天子器也，以爽说考之合矣，其三代之所用也。

《博古图》

查考《博古图》，我们却找不到“牛鼎”。与吕大临“牛鼎”相近的器物是“周兽足鼎”，共有三件，无铭文，但记录的尺寸与吕大临不符;复查《博古图》，与河北省博物馆“牛鼎”器形最接近的是“周晋姜鼎”。吕大临《考古图》中也有“周晋姜鼎”，  称“《集古》作临江刘氏韩城鼎”，也就是说此器最早由刘敞收藏，欧阳修著录，出土地点是韩城。

2005年8月-2006年10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山西省曲沃县发掘了这位晋侯及其夫人“晋姜”异穴并列合葬墓。其中M1被推测为晋文侯墓，M2则被推测为文侯夫人晋姜墓。  晋文侯死后不久，国内发生暴乱，他的墓室即被盗掘。也就是说，晋姜鼎在西周时期就已经不在地下了。到了宋代，晋姜鼎在韩城(在陕西省)被发现。

宋代的古器物图谱存在着两个系统，一类是礼图，另一类则是研究和著录性的器物谱。前者保留了自汉儒以下图解《仪礼》的传统，并为仿制古礼器提供参考图形。其特点是类型稳定，形制简略，错误也较多。这是一种概念化、标本化的图像系统。如《三礼图》、《州县释奠仪图》。《三礼图》与后来的《绍熙州县释奠仪图》都是地方州县用以的普及礼制的工具书。

汉以后的学者，由于深受礼书、礼图的影响，所以对三代古器形制和纹样的认识会产生严重的困惑。真正的三代古物，至少就铭文而论，绝无“牛鼎”二字。所谓牛鼎，其实是礼学家对三代古物的想象，如聂崇义《三礼图集注》中的礼器，基本上只有一个设计思路，即把不同的图案“黏贴”在同一器型上——牛图案就是牛鼎，羊图案就是羊鼎，豕图案就是豕鼎。其余也是大同小异，画上禾稼就是稼彝，画上牛就是牺尊，画上象就是象尊，画上鸡就是“鸡彝”  ，画上蛤蚧就是“蜃鼎” ，觯、角、散(斝)几乎毫无区别，只有“爵”例外，按照字音通假的方法设计成了一只雀。

古器物谱是对出土实物的著录，当然，也是儒臣研究成果的记录。这类图谱可以为仿古礼器制作提供修正意见。《籀史》中提到的刘原父《先秦古器图碑》、《皇祐三馆古器图》、胡俛《古器图》、李伯时《考古图》、吕大临《考古图》、《宣和博古图》……都是这一类著作。其中，《考古图》与《博古图》的出现则代表了北宋古器物谍谱之学的高峰。

宋代《宣和殿博古图》的出现，多少突破了旧有的礼图程式。在《博古图》出现之后，古器物也开始呈现出两个意义系统：即具有象征意义的纯粹祭器，以及用于历史研究及艺术鉴赏的古物。这两者的分歧在宋以后一直存在，且相去日远。

三代青铜器中，象形器绝大多数都是尊一类酒器，器形如犀、象、牛、羊、豕、貘、凫、兔……这些器物具有极高的观赏性，整体器形类似雕塑，未必全是祭器、礼器，也非后世《礼图》所能规范。

郑樵曾说：祭器者，古人饮食之器也。今之祭器，出于礼图。徒务说义，不思适用。形制既乖，岂便歆享。夫制器尚象者，古之道也。器之大者，莫如罍，故取诸云山。其次莫如尊，故取诸牛象。其次莫如彝，故取诸鸡凤。最小者，莫如爵，故取诸雀。其制皆象其形，凿项及背以出内酒。惟刘杳能知此义，故引鲁郡地中所得齐子尾送女器有牺尊，及齐景公冢中所得牛尊、象尊，以为证。其义甚明，世莫能用。

祭器、礼器，有时候材质比较粗糙，其工艺水平接近明器(明宣德炉可能是一个例外)。与此同时，用作玩好之物的仿古器物则制作精良，如果有真正的礼器出土，收藏者更会把它视为珍玩宝物，反复品鉴涵玩、摹图题跋。清代中期的“焦山鼎”及后期端方的“柉禁”组器，都是我们熟悉的例子。

三、晋姜鼎引出的一个小问题

案《集古录跋尾》，对“晋姜鼎”的铭文释读有刘敞、杨南仲两家：刘敞：□“惟王九月乙亥，晋姜曰：余惟司朕先姑君晋邦。余不□安宁巠雍明德宣□我猷用□所辞辟□□□□剿虔不□□□□以宠我万民嘉遗我锡卤赉千两。□法文侯□□□□□□征绥□□坚久吉金用作宝尊鼎用康妥怀远邦君子晋姜用蕲□□麋寿作惠□亟万年无疆。用德畯保其孙子三寿是利。”

“隹(惟)王九月乙亥，晋姜曰：余隹(惟)司(嗣、孠同)。朕先姑君晋邦。余不 ( ，今作敢者，籀文省)妄宁巠(经) (雝)朙德宣 (疑 省，隶作?)。我  用 辝辟 (疑即母字)。 久灮 虔不 (疑 字，读为墜)。 (诸) (覃) (享) (师) 我万民 遗我 (疑易字)。 (卤，或胃字省)。赉千两勿法文侯頵令  (疑卑字)。 (疑毌字，读为贯)。 (通) 征 (疑緐字)。汤 (受)久吉金用 (作)宝 ( )鼎用康 (疑西夏字)。 (妥，读为绥)。褱 君子晋姜用  (疑旂字，读为祈) (疑釁字，读为眉)寿 (为)亟(極)万年无彊(疆)用亯(享)用德 (疑允字)保 (其)孙子三寿是  。……嘉祐壬寅冬十月，太常博士、知国子监书学、豫章杨南仲识。”

清《西清古鉴》也著录了“周晋姜鼎”，  铭文与《博古图》一致，但器形完全不同。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四有《乙亥鼎铭》称：“草篆，可识者惟‘王九月乙亥’及‘乃吉金用作宝尊鼎用孝享’等字，其馀不可尽释。

《全上古三代文》卷十三收录了“晋姜鼎铭”，在铭文小字注文部分，严可均称：“又考古图又有新出土鼎，其铭阳文联绵纠结，人不能识，谓之草篆，谓之乙亥鼎，审视拓本，即晋姜鼎也。”阮元著录的“周晋姜鼎草篆”，很可能出于一件伪器。同样道理，《西清古鉴》中的“周晋姜鼎”也未必可靠。

关键词“草篆”，其特点是“联绵纠结，人不能识”。在复古、尚古的心态下，正如清代书法家王文治希望从焦山鼎中读出“楷法”一样，清代的金石学家、书家总是希望能在篆籀古文字中找到草书的源头，这件借用晋姜鼎铭文而做的草篆乙亥鼎，极有可能是一件迎合金石学家、书家心理期待的伪器。王文治(1730—1802)《论书绝句三百首》开篇称：“焦山鼎腹字如蚕，石鼓遗文笔落酣。魏晋总教传楷法，中锋先向此中参”。这就是由晋姜鼎引出的一个小问题。

小结

牛鼎涉及了一个美术史问题，即观念与图像的不对称性。牛鼎是礼学家设想出的一个理想概念，为了实现这一概念，政和牛鼎的设计者在器身上半部分借用“晋姜鼎”，而后在器足部分构思出一个高度写实的牛头，刻意强化了牛这个意向。这个牛头非常突兀，和器身纹样并没有形式上的呼应关系，与三代古器物中频繁出现的高度图案化的牛头绝无相似之处。

结论：

1、政和牛鼎器形仿自晋姜鼎，并有改变。

2、牛首为写实塑像而非图案，与器壁纹样不协。

牛鼎的概念来自礼图系统，是后世对三代古物的历史想象，并按照这一想象发展出了独立的礼器。类似的例子还有“宣和山尊”，后者仿照的器形是“商祖戊尊”。而指晋姜鼎为“牛鼎”，反映了宋代儒臣在恢复上古礼器形制时的特殊思考与选择，其背后隐含了观念与图像的匹配问题。古物来自于历史，也是历史的直观记录和感性表达。以政和牛鼎为例，我们发现，对古物的研究会激发出深沉的“历史感”，而这种“历史感”最终又会转换为一种特殊的审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