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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不可“贪大求长”

2017-11-08 11:36 文章来源:西安晚报    分享到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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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书画界出现了一种“贪大求长”的现象,突出表现在书画家的作品尺幅越搞越大,只要一下笔,动辄四尺、六尺、八尺整纸,有的书画家似嫌不过瘾,乃至出现了丈二匹、丈八匹甚至更大的尺幅。如此一来,一批批大而无当的“巨幅作品”便横空出世,炫人眼球!

为何书画家的作品越画(写)越大,我想不外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以尺论价”的书画市场规则使然。许多书画家为迎合市场,唯“平方尺”马首是瞻,不在笔墨、内涵、格调上下功夫,而是专注于投市场之所好,为了捞实惠、博眼球,只管赚个盆满钵满而一味追风求大,于是小品大写,小画大作,三米五米不足奇,十米百米寻常见,也就难怪出现“牧童放风筝,人短线儿长”的奇葩画作了!如此一来,书画家的腰包是鼓了,但其思想内涵与笔墨格调却是越来越空洞,越来越浅陋……

其次,眼下风起云涌的各种大展大赛也是一个重要诱因。书画家为适应展赛的需求,过分追求一种所谓的“艺术张力”和“视觉冲击力”,一味强调“展览效果”。随着国家对公共文化设施投入力度的加大,美术场馆等许多展览场所的硬件设施越来越好,或许是为了展示自己驾驭巨幅作品的能力,或许是在炫技于人,仿佛不如此便不会吸引观众,不如此便不会引起评委的关注与青睐,于是一批批为展览而创作的巨幅作品便充斥着艺术创作领域,并一再刺激着观众的视觉神经。前些年美展上就一窝蜂出现了许多“工笔大画”,其结果是千篇一律,一味求大求细,让观者目乱神迷……

在过去,书画本是书斋艺术,琴棋书画更是文人墨客必修的“秀才四艺”,往往被视为“诗赋小道,文人不为”的雕虫小技,限于物质条件和创作习惯,真正的鸿篇巨制并不多见。翻开一部中国书画史,许多经典之作都是小尺幅,宋代纨扇仅仅一平方尺,是典型的小品,现在却是价值连城的国宝;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虽是尺幅不大的手卷,却影响了整个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再说书法作品,号称天下前十大行书的作品尺幅都不太大,如王羲之的《兰亭序》才十六开纸长,还有被公认为代表了中国书法艺术最高水平的书法字帖“三希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均为寥寥数十字的小幅作品,却成为传诵后世的不朽法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所以说,“巨大”不等于“伟大”,“巨制”未必能成“鸿篇”,作品的感染力不在大小,而在于其所蕴含的文化气息与人文内涵。其实,书画家在小幅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巧妙与灵动、精致与完美,会让观赏者感受到另一番书画境界和艺术享受。因此,方寸之间气象万千,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小幅作品同样能够打动人心、流芳后世。而且有些题材只适合做小品,一味“求大”,人为“拔高”,不仅流于草率,大而无当,反而少味道,不耐品了。

当然,巨制未必无佳作,大幅作品不可一概否定,大幅作品也不是不可以创作,关键是如何创作。迄今为止,在我们记忆中留下难忘印记的一些作品就不乏巨幅作品,如蒋兆和的《流民图》、徐悲鸿的《愚公移山》、董希文的《开国大典》、陈逸飞与魏景山合作的《占领总统府》(亦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大幅作品,它们均以恢宏的气势、深厚的功底传达出一种超越时空、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因此才成为经典而被载入中国美术史册。所以说,确因展出空间的需要或者作品题材为“宏大叙事”的“重大历史事件”等缘故而创鸿篇、绘巨制,本属正常,也无可厚非。但画的尺幅大小与艺术质量高低没有直接关系,如果立意浅薄、水平不行却一味贪大求大,指望以巨幅大作来刺激人们的眼球,甚至冲刺“吉尼斯世界纪录”并借此扬名立万,流芳百世,那就是“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了,到头来在书坛画苑只会留下一个供人们茶余饭后作为谈资的笑柄。


责任编辑: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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