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华祝三多图》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更深沉、能持久的力量。5000年的文明史，近2000年有据可查的绘画史，应该赋予我们对中国艺术品更多的自信，文化自信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要落实到具体事物的认识上，只有文化自信才是真正的自信。

近期，面对西方艺术品高价位的成交，再看国内高价位成交的艺术品可以发现社会上有着两种态度，一种是无故的横加指责，怀疑一切；另一种是无知的沾沾自喜，认为中国艺术品市场在所有方面都达到了世界第一，持一种病态的自大狂，这两个极端其实都是文化不自信的体现。

持第一种态度的人对中国艺术品，比如书画作品从古代到近现代到当代一律持怀疑态度，好像中国画就不该值那么多钱，凡是高价位成交的作品就一定有问题。这些人对高价位成交的书画作品有一种否定的偏执，古代书画必定认为有真伪问题，如苏轼《功甫帖》等，近现代书画必有买家是否付款问题，当代书画必是炒作等，总之不相信中国书画的艺术魅力，不承认书画市场高价位作品成交的现实性，对于书画拍卖市场过亿元作品的成交总有片面的指责。近几年来，拍卖市场包括古代、近现代和当代一共有近80件书画作品突破亿元大关，这当然是好事，中国一批书画名家的作品可以也应该达到这样的市场价位。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潘天寿同任何一位西方艺术大师相比都毫不逊色。他们许多过亿元的作品乍看好像并不低，其实同欧洲许多大艺术家比起来，其市场差距仍是十分明显的。

以刚刚在世界艺术品市场引起轰动的达·芬奇《救世主》为例，如果以中国画计价的观念，这不过是一幅近似4尺三开大约3平尺左右的作品，但每平尺的价值竟高达1.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9.8亿元。再看2017年嘉德春拍成交的黄宾虹的《黄山汤口》，这是黄宾虹晚年的绝笔巨制，以3.45亿元人民币成交，此幅作品171×96厘米，大约15平尺，每平尺价值2300万元。由此可见中国近现代名家大师顶级作品顶级价位同西方艺术家相比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而对另一些自认为中国艺术品价位已经是世界第一的人可以唐寅为例，他与达·芬奇几乎生活在同时代，其作品《仿李唐山水》（172×89厘米）是其29岁时所作，这幅作品与达·芬奇的《救世主》创作于同一时期，成交价为1.725亿元人民币。还有近代海上名家任伯年，他与梵高也差不多生活在同时代，其作品《华祝三多图》（212.5×106.5厘米）是任伯年已知的单件最大尺幅、最具代表性风格的作品，被称为“任伯年之王”。这幅作品与梵高的《田野里犁地的农夫》创作时期也相近，成交价为1.667亿元人民币。当然油画不以尺幅计价，但倘若以中国画以尺计价的观念来衡量，唐寅的画作尺幅是达·芬奇作品的5倍，而任伯年画的尺幅则是梵高作品的几十倍。看到这些就可以明白，我们还缺乏自高自傲的资本。

无论是怀疑派还是自大派都不可取，对中国艺术品及其市场既不可妄自菲薄，也不可自恋自狂，要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当然这个市场在发展中还存在着不少弊端而饱受诟病，但更多人希望这个市场在不断的调整中成熟，更健康地发展。

20年来中国书画的价位在不断攀登新高峰，但同世界一批顶尖艺术家的市场相比，差距仍是明显的，以统计学角度看，从绝对值统计，中国书画难有过亿美元的成交，从相对值分析，盈尺之画之幅就更没有这种纪录了。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自信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也包括对中国书画及其市场的态度，建立书画正确的价值观才能够精准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含量。中国艺术品市场要走的路还很长，但总有一天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价值会超越达·芬奇、莫奈、梵高、莫迪利安尼、波洛克、达利、毕加索、安迪·沃霍尔等等这些在世界艺术品市场如日中天的天之骄子。当然，任重而道远。